城市化与传统音乐的变迁

--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的例子

杨玉成（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博士、博士后）

2007年夏天笔者所组织的课题组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正蓝旗、正镶白旗、镶黄旗、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进行了长调民歌的现状调查。调查中发现，整体上看，锡林郭勒长调民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而严峻，大量曲目已经失传，传承人队伍严重缩减，长调民歌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和民俗、生活语境正在消失，其生存状况实在堪忧。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化的重大冲击，给长调民歌的生存带来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多元音乐生活格局及长调民歌

经过60余年的现代化转型，锡林郭勒地区文化娱乐生活呈现出极其开放的多元性特征。多民族的（蒙族的、汉族的）、多国家的（中国的、蒙古国的）、多层次（专业的、业余的）、多时代的（过去的、现代的）、多体裁（传统的、创作的）的音乐文化，形成锡林郭勒当代蒙古族民众音乐生活的整体结构。

首先，锡林郭勒当代音乐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民族文化多元性。据2007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锡林郭勒盟总人口100.90万人，其中蒙古族29.1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8.9 %；汉族67.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其他少数民族4.2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2%。也就是说，锡林郭勒区域民族结构中，汉族人口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蒙古族，这些汉族民众多为近百余年来从张家口、化德、林东、大同等地迁来的农民和经商户、手工户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主要聚居在城镇，牧区则很少。调查中发现，锡林郭勒地区汉族民众虽然人口数量较多，但他们并未形成自己特有的地方音乐文化传统，甚至保持原来迁出地传统音乐者也十分少见。传统音乐在他们的音乐生活中微乎其微，他们大多已经全面接受了现代音乐生活。但是，汉族文化对蒙古族民众音乐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受到汉族影响，大批城镇蒙古族民俗弃用蒙语而改学汉语，这使得他们与包括传统音乐在内的母语文化产生隔绝；其次，蒙汉民族音乐生活方式和习惯相互影响，尤其在一些城镇里蒙汉民族居民音乐生活的同化现象十分普遍；最后，汉族人口比率大，却在文化上具有国家主体民族的背景，因而在蒙汉民族混居的社区中往往处在强势地位，从而对处于"亚文化"状态的蒙古族传统文化形成冲击。

其次，在锡林郭勒当代蒙古族民众音乐生活中，蒙古国音乐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和外蒙古在许多文化领域中逐渐呈现出差异。而自80年代以来，随着中蒙两国之间各领域的开放交流，蒙古国音乐传入内蒙古地区，尤其是其发达的流行音乐、通俗歌曲很快受到了内蒙古人民的喜爱。特别是近十年以来，随着牧区广播电视以及CD机、VCD机的普及，蒙古国音乐传播到了牧区各个角落。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在锡林郭勒各旗镇、苏木商店里出售着上百种蒙古国唱片，其样式和数量远远超过国内唱片，店员介绍说其销量也是后者望尘莫及的。我们在旗、苏木甚至在牧区，在城道、招待宴会、歌曲比赛、乌兰牧骑的演出、牧民家的婚礼上，随处听到年轻人在唱蒙古国歌曲。许多年轻人对吉布胡楞、巴依斯胡楞、、阿茹娜、色尔琪玛、哈仁嘎、胡日德等蒙古国流行歌手、乐队组合如数家珍，这些蒙古国歌手的名气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国内歌手。根据调查情况来看，锡林郭勒地区35岁以下蒙古族年轻一代中，不会唱长调者人占绝大多数，而他们几乎全都会唱几首蒙古国歌曲。

最后，解放后的蒙古族音乐，分化为创作音乐和传统音乐两个领域。这里所谓的专业音乐更多是指创作歌曲而言。对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牧民来说，创作歌曲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歌的新体裁，它通过乌兰牧骑、歌舞团的演出以及广播电视等媒体，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民众看来，民间音乐是过去的，专业音乐是现在的--这种认识在锡林郭勒牧民当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新"的推崇，对"旧"的轻蔑心态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识。这使得创作歌曲受到推崇而盛行的同时，传统民歌的地位每况愈下。

锡林郭勒牧区多元音乐生活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原来基础上的简单增加，而是在各种成分的相互排拒--互动--涵化的过程中的再结构过程。锡林郭勒传统音乐中的史诗、萨满歌舞、佛教音乐等形式消失了；阿斯尔、潮尔道等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文化功能和表演语境，封存在艺人的头脑里；各类长调民歌有则消失，有则异化，有些则得以传承。而它们在民众音乐生活中所空出位置，却被外来的或新生的音乐所填充。毫无疑问，这种"以新代旧"的趋势，正是传统音乐加速式微的表现。

城镇与牧区：音乐生活的两个世界

目前，锡林郭勒盟城镇人口52.69万人，城镇化率52.2%；农牧民人口48.21万人，占47.8%，城镇人口已经超过牧区人口，城镇化趋势十分明显。尤其近年来随着锡林郭勒各旗采矿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涌现出锡林浩特、二连浩特、赛汗塔拉、满都拉图、巴彦查干、乌力雅斯太、巴拉嘎尔郭勒、新宝拉格、明安图、上都、宝昌等一批新兴城镇。城镇化以及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城镇人口骤增，内地汉族个体商户、农民工和东北通辽市、兴安盟蒙古族涌入这些新兴城镇，从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区景象。与城镇化发展相比，近十年来锡林郭勒草原连年干旱，加上牧区人口增多，牲畜数量不断增加，超出了草场的承受能力，牧民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成了问题。为此，政府采取措施，鼓励牧民到城镇里从事其它职业，以减轻牧区草场的压力。我们在锡林郭勒各旗看到，有许多牧民到城镇里来谋生，从事加工销售奶食品、服饰、工艺品，开小饭店、开出租车，饭店打工、厂矿打工等各种职业，当起了"牧民工"。例如，东苏旗的宝力道便是一名牧民，由于草场少，加上连年干旱，生产不景气，所以他到旗里来开了一家电焊铺，妻子做蒙古袍、马鞍垫等传统手工艺产品来谋生。东苏旗的苏和巴特尔、阿巴嘎旗的道日淖等被采访对象的情况与宝力道相似。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牧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城镇教学条件的提高，许多牧民将孩子直接送到城镇学校上学。由于这些孩子上小学时便来到城镇里，所以往往由爷爷奶奶陪同进城，照顾其衣食起居。我们的采访对象斯日吉米都格、央金策玛、阿拉坦吉嘎斯、吉日嘎拉等老人，均属这种"陪读老人"。

进城务工的牧民和"陪读老人"，并不算是真正的城市人，而是处在城镇和牧区"边缘"上的一个特定人群。但是，正是这群人却保持着现代草原城镇里的那么一点点"草原"的特色。我们在城镇里采访的长调歌手，其实绝多数便是这些进城牧民或"陪读老人"。他们是传统文化的持有者，来到城镇后却失去了原来的展示舞台，从而沉寂在城镇的边缘。若干年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所持有的传统文化，便可能会消融在现代化城镇的大熔炉里。

原来城镇住户、进城牧民、外来蒙古族人口、外来汉族人口，汇聚在现代锡林郭勒草原城镇里，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风景观。我们在大街上随处听到商铺饭店里播出的蒙语和汉语的各种流行音乐，年轻人在哼唱通俗歌曲，其情形与呼和浩特等大都市没有任何区别。需要一提的是，锡林郭勒地区外来蒙古族人口绝大多数来自东部通辽市、兴安盟，他们所带来的科尔沁叙事民歌、乌力格尔等音乐形式，颇受当地蒙古族民众的喜爱，成为锡林郭勒当代蒙古族民众多元音乐生活中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社会中，知识的"传授--习得"是通过人际间面对面式的互动和反复实践而实现的；现代社会里，自上而下式的全民教育和普遍性知识取代了地方性知识和社区传，而学校教育恰恰担负着现代社会再生产的任务，它是当今世界锻造均质化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牧民的孩子离开原来生活的牧区来到城镇上学，所接受的是全国通用的普遍知识的教育。环境的改变以及全社会对普遍性知识的推崇，使孩子们不得不接受大社会认同的事物而与自己家乡的传统文化渐渐疏远。近两年，东乌旗综合高中开设长调课，聘请当地乌兰牧骑长调演员任教师，但是报名学习者还不到十人。当然，东乌珠穆沁是一个积极的例子，我们在其它旗里没有看到长调进课堂的例子。这种情况体现了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地方性知识"面对普遍知识时的尴尬处境。

一些蒙古族牧民迁移到城镇和发达地区，被吸收到大社会里，正在放弃固有的民族文化，融进主体民族之中。而更多的蒙古族牧民则居留在了原来的小社区，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牧区牧民的生活虽然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锡林郭勒草原地广人稀，多数人口又集中在城镇，因此牧区民众的音乐生活尚还保持着一定的传统因素。西苏、东苏、阿巴嘎、东乌、西乌等北部旗，由于地处锡林郭勒草原深处，离城镇较远，因而较好地保持了传统畜牧业生产生活，传统文化的保存情况也好于南部各旗县。在东乌旗道特淖尔镇呼格吉勒图嘎查和呼热图淖尔苏木呼图勒敖包嘎查进行调查时看到，这里的牧民户户盖起了砖瓦房，用上了风力发电机，彩电、冰箱等现代电器应有尽有，汽车摩托车代替了马和骆驼，移动电话遍及草原，可以畅通无阻地与现代文明接触。但是，牧区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牧民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使得牧民在接受现代物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着传统生活习惯。例如，他们在砖瓦房前架起了蒙古包，宴飨节庆穿带传统服饰，尤其是敖包祭祀、那达慕、传统节日、寿辰、婚礼等礼俗活动，较好地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正是这种民俗生态的保持，使得以它为生存土壤的文化娱乐方式也得到了一定的保留。尤其在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在各种民间民俗活动上都可听到牧民在演唱长调。在东乌旗，我们参加了当地牧民的婚礼。婚礼按照乌珠穆沁传统婚礼的习惯程序进行，并在婚宴举办的两天一夜的时间里，牧民们一直在唱歌，其中多数为当地长调民歌。

乌珠穆沁的情形，并不是整个锡林郭勒牧区都能看到的。根据调查情况来看，在黄旗、白旗、蓝旗和东苏、西苏、阿巴嘎、锡林浩特等地牧区民众，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传统生活习俗和宴歌演唱习俗，但是很少人在生产生活中唱长调了，取而代之的是时下流行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地区传统生活习俗虽然在形式上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它的内容却改变了，而作为民俗生活的一个内容，长调正在从牧民的生活中渐渐淡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乌珠穆沁的情况是完全乐观的。根据对东乌旗婚礼个案调查的分析情况来看，参加婚礼宴会的人50余名，其中有30人演唱民歌，演唱者多数为男性，为21名，女性演唱者为9名。其中，40岁以上者均唱长调，25～40左右的年轻人者虽然多数会唱长调，但他们更喜欢唱新歌。25岁以下者却很少有人唱长调。尤其是放假在家的中小学生5人，其中两名给我们唱了一首家乡长调《都仍扎那》，其余3人不会唱。我们对婚礼1小时中的演唱曲目进行了统计，发现1小时中共演唱34首歌，其中长调13首，短调民歌17首，新歌4首。这一数据足以说明被誉为当今长调民歌"净土"的乌珠穆沁地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式。这里，传统与新的因素重叠在一起，构成了牧民音乐生活的新图景。它昭示着长调民歌已不再是牧民音乐生活的主导形式，它已退居为多元音乐生活的一"元"，而其未来走向及其将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要看牧民音乐生活的整体方向到底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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