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对外扩张之因

                                            包玉山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授）

     关于蒙古人对外扩张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解释，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种观点：
（1）天性嗜利说。这是农业社会之传统观点，我国史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述，如《史记》说，匈奴人“逆天理……以盗竊為務”，“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行盗侵驅，所以為業”。
（2）气候变迁说。这是首先由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Huntington）提出，由英国史学大师汤恩比（A.Toynbee）进一步论证和发展的一种观点。亨廷顿认为，世界气候变迁是湿润周期和干燥周期交替出现的过程，干燥周期一开始，草原随之干旱化而变成沙漠，游牧民族为寻求新牧场而向外移动时，会造成历史上的移民和征服战争。后来，汤恩比在其著名的《历史研究》中断言，气候的周期变动是游牧民族活跃和静止的动力。
（3）人口膨胀说即食物不足论。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第三章中，把蒙古人的对外扩张之原因归结为人口过剩、食物不足。他说：“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袭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缺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英国]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10月第一版，第21页）马尔萨斯关于蒙古人对外扩张之因的解释，同他的整个人口学理论一样，是一种缺乏事实依据和科学论证的主观猜测。
（4）贸易受阻论，即经济结构单一论。这是国内外影响最广泛最具权威性的学术观点。主张这一论点的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我国的亦邻真、台湾的札奇斯钦、美国的赛瑞斯（Rev.H.Serruys）、匈牙利的艾克西迪（Hilda Ecsedy）、日本的有松田寿男等。按照他们的看法，蒙古人西征南下是由单一的游牧畜牧业对综合型的农业经济所具有的依赖性决定的。畜牧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畜牧业单纯依靠农业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并不能说明对外扩张的必然性，而只能说明交换的必要性，仅从交换的必要性说明蒙古人对外扩张的原因，是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上述观点，实际上把社会分工问题当成了蒙古人对外扩张的根源。从历史上看，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哪个国家都未曾孤立于其他民族其他地区其他国家而独立地存在和发展。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看，随着社会分工乃至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愈益一体化，使世界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成为这个有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势，在客观上要求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进行详细的国际分工，而这种国际分工本身不可能导致对外战争；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是因为具备了全面而综合的社会分工时才为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所绝对需要，而是因为具备了某些方面甚至某一个方面的社会分工时才为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所绝对需要。
（5）掠夺哲学论。以多桑为代表的在国际国内颇有市场的这种观点，把掠夺看作蒙古人的生存哲学，认为“掠夺”是蒙古人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蒙古人是一群土匪。多桑说：“成吉思汗之国遂与算端摩诃末之国相接。此繁荣邻国之富庶。不免启鞑靼地域诸游牧部落之贪心，未久此蒙古侵略者得藉词而开边衅焉。”（《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这种解释显然很不科学，科学研究不容许有任何偏见和歧视。故而，此观点是不值得一批。
（6）不服从中国论。此观点是以将北方游牧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秩序为前提，认为，游牧民族自有自己的主宰世界的主权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他们不服从于中国不断对农区发动征服战争。坚持这一观点的人有台湾的苏启庆（苏启庆：《元代史新探》，新文豐出版公司（台湾），中华民国72年版，第303—323页）。
（7）军事实力论。拿破伦曾说：把蒙古人的入侵看作无组织无纪律的土匪的随意侵犯是不对的，那是其军事组织和实力远远超出对方并且是深思熟虑的征服战争（［苏联］华?杨契维茨基：《拔都汗》，［蒙古］班扎拉嘎其等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114页）。游牧畜牧业是草畜矛盾的产物，因而，牧畜数量的不断增加和有限的草场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其基本矛盾。在游牧生产技术条件下，要想进行畜牧业扩大再生产，就首先必须获得追加生产资料——新的草场。自古以来，以游牧畜牧业为生计的蒙古人的观念中，草场是生存之本，只有不断地扩大草牧场，才能实现人畜两旺。1717年的喀尔喀土谢图汗的有本书中这样写道：“广阔之嫩秃黑（草场、土地——引者注）乃生存之本”、“唯扩充生存之嫩秃黑，以培育繁殖牲畜而不使之困乏，方益于民众之休养生息。”（转引自［蒙古］达?贡嘎尔：《喀尔喀简史》（上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9页）在游牧经济基本矛盾的作用下，扩充和获得追加生产资料——新草场的需要常常表现为无休止的内部纷争和对外战争。因此，我以为，蒙古历史上的接连不断的内部纷争和对外扩张之原因，可以在游牧畜牧业的基本矛盾——草畜矛盾中得到解释。地跨欧亚两洲、纵横一万余里的大蒙古帝国正是这一基本矛盾的产物。离开这一基本矛盾，我们便不能正确说明上述历史现象的真正原因。兹拉特金曾经正确地指出：“牧畜数量的增长，一批一批新继承人的出现，以及发财致富的欲望使游牧畜牧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经济的发展和牧场面积有限的矛盾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在极简陋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游牧畜牧经济只有在不停地扩大牧地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苏联］и.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8—369页）“土地紧张是内讧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卫拉特封建主的对外战争。”（［苏联］и.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0页）。游牧经济技术条件下，要进行游牧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获得足够的优良草牧场，游牧民族为了获得新的草牧场而四处游动时，必然受到其他部落、民族和国家的阻止，于是战争就成为必然。13世纪初，蒙古人建立自己统一而独立的主权国家之后，游牧畜牧业基本矛盾——草畜矛盾的上述作用形式，直接变为有意识有计划的对外扩张领土的大规模战争行为。其例证如下：
（1）成吉思汗出征撒儿塔兀勒之前召开的关于皇位继承人问题的“黄金家族”会议上，拙赤和察阿歹之间发生矛盾时，成吉思汗说：“何须并行为？后土其大焉，江河水多焉。可分镇营地宽阔之邦以析之。”（《蒙古秘史》，第255节）这充分表明，随着蒙古帝国的形成和统一，拥有大量属民、牧畜的诸汗儿们已不能在同一“嫩秃黑”内生息繁衍，需要获得更多的新的“嫩秃黑”，以保证他们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2）1253—1255年间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看到，“平原上本来有很多城镇，但大多被毁，所以鞑靼人可以在那里放牧。因为该地有极佳的牧地”（《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耿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8页）。蒙古人不仅把俄罗斯踏成了荒野，而且曾企图把中原地区也改为牧场。占领中原之初，以别迭为首的一些蒙古贵族曾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著名倡议（《蒙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111页）。这就是他们西征南下的动因。马克思也曾说：“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3）1721年夏天，准噶尔汗国策妄阿喇布担的代表博罗库尔干受大汗之托，在彼得堡说：“从前，其属民游牧于额尔齐斯河上游，无人排挤他们。现在俄国人却在那里修建起小城。为避免冲突，浑台吉将其居民从这些地方迁走了，因此牧区不够。浑台吉请求皇上准其属民不受阻碍地在额尔齐斯河两岸游牧。”（［苏联］и.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0—371页）1732年，卫拉特大臣巴图尔宰桑受噶尔丹策凌委派与俄国使者乌格里莫夫进行谈判。乌格里莫夫要求把拘留在汗国的俄国人送还俄国时，巴图尔宰桑说：“对于我们另一件事比人更重要，那就是土地。可你们对这事却没有认真的答复。为了土地，我们愿交出更多的人，因为你们自己也明白，我们需要土地。如果那些地方不是我们的，我们也不会过问。亚梅舍沃之争是争土地，而不争人。”（［苏联］и.я.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1页）
    可见，土地对游牧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没有足够的优良的草牧场，游牧畜牧业扩大再生产便难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