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国霓裳
张海波
苍狼的刚毅,白鹿的柔美总是会在历史的某一天造就出来蒙古帝国华美的霓裳。蒙古高原上每一次盛装出行都仿佛是浩瀚夜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流星耀眼夺目。苍狼白鹿不是传说,是他们为我们掀开了蒙古帝国史中服饰艺术的美丽篇章。
一、华丽的黄金家族
一、1162年,斡难河畔,蒙古乞颜部里诞生了一位男孩。44年后(1206年)的春天,是他带领自己的部族征服了蒙古高原,统一了蒙古毡帐诸部,建立了大蒙古国。他叫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1218年,他“一代天骄”式的著名西征拉开了“13-14世纪世界历史上蒙古时代的序幕”。
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注:1215-1294年,元世祖,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二子)定鼎中原,消灭南宋,这个以大都(注:今北京)为首都的大元帝国遂成为散布在欧亚两域之蒙古四大(藩属)汗国的中心。最终一个版图约为3300多平方公里(一说4400万平方公里)的蒙古大帝国建立起来。“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从此,生产、生活、征战为一体的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创造的帝国荣耀和巨大的财富无不映在代表游牧文明的蒙古服饰上;同时,又通过社会交流和文化传播,引领着欧亚广阔地域里的服饰艺术潮流。
二、“净刹玉豪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注:摘自《四朝诗集》,忽必烈《七律-渉玩春山纪兴》)的豪气荡漾在金帐汗国统治者和蒙古贵族们的笑容里,他们金玉冠帽和佩身的金珠宝玉在那些商贸发达的城市中流光溢彩。金帐汗国(1219—1502年),又名钦察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位于今天咸海和里海北部的俄罗斯、东欧和中欧地区。由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及其儿子拔都汗的后人统治管理着。1333年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载:“萨莱城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规模特别大,建在平坦的土地上,城里人众拥挤,到处都有漂亮的市场、宽阔的街道……城里有十三座举行礼拜的清真寺……城中居住着不同的民族;蒙古人(他们是国家真正的居民与统治者,其中一些是伊斯兰教徒)、信奉伊斯兰教的阿速人、钦察人、契尔克斯人、俄罗斯人与拜占庭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每个民族分占一定地区,有自己的市场”。月即伯汗统治时代(1312—1341)是别儿哥萨莱城最繁荣的时期,人口达到10万以上,城内建有街坊,每个街坊从事一定的手工生产,有些制造铁器、农具、青铜器的作坊,其中以制作皮革和毛纺品最为发达。金帐汗国通达的商道连接着中亚、欧洲以及帝国的哈喇和林(注:蒙古汗国国都)和大都(注:北京),又辐射在汗国的每个城市,拔都萨莱、别儿哥萨莱、玉杰赤龙、保加尔、克里木等城市成为东西贸易的集散地,这使得他们在近300年统治时期里的服饰艺术与中亚、欧洲乃至遥远的印度都得以相互交流和影响,同时也使得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帝国中心最新的服饰信息。考古学家们在俄罗斯的伏尔加河、顿河流域的朱赫塔、凡而勃费老格、诺沃巴普洛夫斯基等地,从一些13到14世纪的蒙古贵族墓葬中挖掘到许多十分精美的金锦服饰残片,上面刺绣着龙纹、凤纹、大雁纹、射猎天鹅、云中飞燕、花瓶、鱼、鹦鹉、牡丹花等等各个国家的吉祥图案,都证明了那段灿烂的文化和交流的史实。
三、虽然曾贵为帝国大汗,窝阔台(太宗、1186-1241年,成吉思汗三子)和他的子孙却在短短84年里,在帝国内部的惨烈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领地。窝阔台汗国(1225-1309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都叶密立城。窝阔台氏族诸汗的世袭领地。疆域包括原蒙古乃蛮部落的广阔土地和西辽国的大部分领土,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因嫡孙海都参与夺汗失败,窝阔台汗国遭到巨大削弱,最终并入元帝国和察合台汗国。但是这84年中,在每次血雨腥风的战场上,我们看到猎猎旌旗下英勇骑士身上寒光四射的铁胄威甲,它们难道不能代表着帝国征途里那道最耀眼的服饰风景线?而且,一次次的战火硝烟,更使得史学家美誉的“蒙古泰平”(即让东西方商旅畅行无阻,通行各地的道路和驿站)伸向远方。与此同时,帝国的服饰艺术在13世纪蒙古人已完成的“世界体系”中散发着自己的光辉。看看贵由汗(窝阔台之子)登基的场景吧:是夜“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少男和少女,都穿上美珠的衣服,其闪耀和明亮致使晚上的星星因妒忌而想在隐没时刻之前四散”(注:摘自志费尼《世纪征服史》上册29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四、 1675年,虽然最后一位察合台汗被准噶尔蒙古击败,但这个统治河中地域400余年的汗国却永载史册。察合台汗国(1227—1675年),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由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建立。最盛时,疆域东至吐鲁番、罗布泊,西及阿姆河,北到塔尔巴哈台山,南越兴都库什山(注:今阿富汗境内)。察合台汗国时期,蒙古游牧文明、突厥文明、波斯伊斯兰文明交融发展。曾经拥有1万多个驿站的汗国,为往来四面八方的各国商旅提供了便利。他们云集在这个中亚之国的每个城镇,交易着包括丝锦布帛、金玉珠宝、珍稀皮毛、地毯在内的各种商品。汗国内流通着与埃及和叙利亚的货币同等价值的纯银货币“迪儿赫木”,汗王贵族们用它们购买那些昂贵的金锦珠宝。拥有高大建筑和宽敞街道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这两座城市里繁荣的工商业和河中地区发达的农牧业及园林业也都为察合台汗国登峰造极的服饰艺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即使在1321年,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称为“蒙兀尔斯坦”,西部称为“马维兰纳儿”)期间以及后来1369年西察合台汗国并入帖木尔汗国和1509年后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出吐鲁番,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小汗国,它们与帝国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从未中断过,当然,这也包括他们视为尊严与财富的蒙古服饰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察合台系帖木儿汗的后裔巴卑尔在16世纪早期乘印度德里苏丹国分裂之际,由中亚领地南下入侵,几经征战建立了印度史上著名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8年),首都为阿格拉城,后迁至德里城。莫卧儿帝国对中国、中亚乃至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包括服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从波斯大不里士、苏丹尼叶那些13-14世纪的宫廷细密画,为我们提供了帝国服饰艺术详实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东西方交流史上壮丽的画卷。1253年,蒙古蒙哥可汗(惠宗,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长子)任命其弟旭烈兀为大帅西征。1256年蒙古军灭波斯境内的阿拉木特堡伊斯玛仪派的木剌夷国。1258年,攻占报达(今巴格达),灭阿巴斯王朝,并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先以麓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拉格)为都城,后迁大不里士。设宰相掌管全国政务,任命各省长官实施统治。1264年(至元元年),被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册封为伊尔汗。伊尔汗国(1256—1388年),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伊尔汗建国时,西亚和中亚地区早已伊斯兰化。在伊斯兰文化影响下,第三代汗帖古迭尔汗(1282~1284)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更名为艾哈迈德。1295年,第七代合赞汗即位(1295~1304)后,即宣布他自己及汗国的蒙古人均改信伊斯兰教。他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以苏丹取代大汗称号,取名穆罕默德。他任用穆斯林学者和有识之士担任宫廷要职,积极推行伊斯兰的各项政策。他实行伊斯兰教法,设立伊斯兰教法院,赋予教官们较高的社会权利与地位,在各地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圣墓、圣裔瞻仰所、孤儿院,严令禁止多神崇拜,下令拆毁各地多神神庙,而且还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税赋、驿站、货币等制度。早在旭烈兀时他就倡导发展科学文化,采纳纳绥尔丁的建议编成了《伊尔汗天文表》,合赞汗继续支持天文研究,他还命宰相拉实德编纂了蒙古史著作《史集》及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的《伊尔汗的科学宝藏》;他西征时随行带去许多精通天文历算的中国学者及中国抛石机手、火炮手、弓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武器,中国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由此传入波斯、阿拉伯,并辗转传入欧洲。一些中国人在伊尔汗宫廷任职,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及雕版印刷术也传到伊朗。这一时期来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之多也是空前的,他们将久负盛名的阿拉伯医学、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回回医学”、“回回星历”成为元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元秘书监收藏的200多种回回书籍,既是由回回学者爱薛从国外搜集成由本人编订的著作,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伊尔汗国辉煌的文化艺术成为了蒙元时代多元文化与艺术中的瑰宝。那些大量收藏在世界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弥足珍贵、色彩艳丽的波斯细密画,以自然主义手法反映出的华丽服饰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
大不里士的目光
1258年,旭烈兀(1217-1265年,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三子)率领大军占领报达(今巴格达),建伊尔汗国,那个时期在巴格达、大不里士等地出现了大批波斯风格与中国画画风相结合的细密画作品。伊尔汗国定都大不里士,使这座城市随即发展成为当时的文化艺术中心,当时的波斯细密画把从平民到宫廷贵戚的各种状态描绘地淋漓尽致。特别是画工们用全景的视觉记录了东西文化交流下的蒙古汗国宫廷活动以及蒙古贵族奢华的生活。
一、人们驻足于汗国宫廷宴会的门外,倾听着歌舞如夜莺和云雀般的喧嚣。盛装的宴会在千里之外的波斯重复上演着,汗王栖鹰金冠,纳石失(织金锦)龙纹锦袍,金玉腰带闪着耀眼的光芒,手托长颈琉璃杯中的美酒带来醉意。恰与大都: “凉殿参差翡翠光,朱衣花帽宴亲王。红帘高卷香风起,十六天魔舞袖长。” 如出一辙。
二、身着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的金锦),头戴嵌珠卷云冠的年轻王子与波斯异密(波斯语,意“幕僚”)和宫廷大臣们商议着领地国事;雍容华贵的王后在3位提袍侍女的陪同下审视着宫廷宴会前的准备工作,仿佛昔日熟悉的马背生活已是遥远的记忆。
三、珍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普鲁士文化遗产-东分区的迭斯专辑(Diez A fol. 70,S.22)金纸油彩画《 登基现场》“描绘了他们所有服饰的辉煌,画里男人戴着与众不同的鹰羽冠帽,女人们则要戴稳头上那顶插着孔雀翎,象征皇戚勋臣正妻,拥有强大政治权利,被称为bughtaq(注:蒙古语“包各塔格”,也称guguan,顾姑冠)的圆锥形高帽。”(注:摘自《成吉思汗的遗产-西亚的宫廷艺术和文化,1256—1353》 P.249)。
四、从曾任伊尔汗国宰相、波斯人拉失德丁记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铁血征程的《史集》细密画中,不难看到象征地位、财富的华丽服饰的描述:即使屠城之战也要留下那里的工匠(这为汗国包括织金锦的生产,储备了人才和技术);赏赐立功者荣袍、织物、珠宝、金腰带;盛装出游;大摆质孙宴(《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
三、马可波罗的记忆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叔,经过近4年的艰难跋涉来到中国的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蓝旗),后又到大都(北京),入仕元朝,居中国17年,1295年回到其祖国意大利。1296年始著《马可波罗行记》而享誉世界。
马可波罗把他亲眼所见的蒙元服饰做了详尽描述。他说到:“是日大行庆贺…,全年节庆之重大无有过之者也。…,衣其最美之金锦衣。同日至少有男爵骑尉一万二千人,衣同色之衣,与大汗同(颜色与大汗一致,价值绝不同)。各人并系一金带,此种衣服皆出汗赐,上缀珍珠宝石甚多,价值金别桑(东罗马金币)确有万数”(《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第八十六章)。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皇家宴会(质孙宴)上每套价值万金的质孙服(质孙,蒙古语“jisun”的汉语音译,意为“一色”;也称诈马,波斯语“jamah”的汉语音译,意为“外衣”,都是指皇家宴会上穿着一色衣服。)!
然而,元廷质孙服登峰造极之处在于:“此衣不止一袭,盖大汗以上述之衣颁给其一万二千男爵骑尉,每年有十三次也。”“…,并附以名曰不里阿耳(Bolghari)之驼皮靴一双。靴上绣以银丝,颇为工巧。”这些衣服总数可达十五万六千套,它的价值无以计数。(《马可波罗行记》第二卷第八十六章和八十八章)。 最后,我们在此用“无与伦比”一词重复马可波罗的描述:“每次大汗与彼等服同色之衣,每次各易其色,足见其事之盛,世界之君主殆无有能及之者也” (摘自同上)。正所谓“千官一色真珠袄,宝带攒装稳称腰”,元朝诗人萨都刺《上京杂咏》叹道“一派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风。诸生舞蹈千官贺,高捧葡萄寿两宫。”质孙服、质孙宴不仅反映了蒙元帝国难以逾越的服饰艺术、体制和盛大的忽令勒塔(蒙古语“qurilta”汉语译音,意为“朝会”“聚会”)的形制,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出蒙元王朝江山一统的政治风貌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忽必烈即位以后,至元六年(1269年)开始,元廷早期统治者就“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始定服御,上而天子冕服,腰舆、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以及士庶服色”(注:《元史》《舆服志一》),在吸收汉族服制的同时,详尽制订等同国法的朝仪服色,从至元八年八月庆贺天寿圣节开始正式使用,“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冠服车舆“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本来“元代衣服式样,在北方男女上下区别不大,通名为袍,但是用的材料精粗贵贱,却差别悬殊。高级大官多用红彩鲜明织金锦,…,下级办事人只许用檀褐色罗绢。平民一般禁止用龙凤纹样,禁止用金,禁止用彩。…。至于贵族官僚,必满身红紫细软。帝王且更加穷奢极欲,除彩色鲜明组织华丽的纳石失、绿贴可波斯式金锦外,还有外来细毛织物速夫(即琐伏)及特别贵重难得的紫貂银鼠白狐玄狐皮毛等。并在衣帽上加金嵌银,更讲究的且全用大粒珍珠结成。对于平民或其他人,另外却用种种苛刻禁止法令,穿戴一出范围,必受重罚”(注: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一四三篇,上海书局出版社)。
从《元史舆服志》里可以看到元廷森严的服饰等级制度与奢华。《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说:天子冕服:“衮冕,制以漆纱,上覆曰綖,青表朱里。綖之四周,匝以云龙。冠之口围,萦以珍珠。綖之前后,旒各十二,以珍珠为之。綖之左右,系黈纩二,系以玄紞,承以玉瑱,纩色黄、络以珠。冠之周围,珠云龙纲结,通翠柳调珠。綖上横天河带一,左右至地。珠钿窠纲结,翠柳朱丝组二,属诸笄,为缨络,以翠柳调珠。簪以玉为之,横惯于冠。” 官吏公服:元朝文武百官公服多从汉唐,以长袍为主,长袍式样,“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色罗袍,绣大独科花,直径五寸,系玉偏带。二品紫罗袍,绣小独科花,直径三寸,系花犀偏带。三品仍服紫罗袍,绣散答花纹,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穿紫罗袍,绣小杂花,径一寸五分。三品四品系黄金荔枝偏带。六品、七品穿腓色衣,上绣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穿绿罗衣,无文。五品以下系乌犀偏带。”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又说:“天子质孙,冬之服十一等,服纳石失(波斯语“nasich”的汉译音,意为“织金锦”。“缕皮付金为织纹者也”,是中亚特殊加金丝绸织造技艺,与金同价,品种繁多,元廷常赏赐功臣贵戚裁制质孙服。它是中国丝绸织、绣、印加金工艺的巅峰之做)、怯绵里(翦绒),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原注:宝里,服之有襽者也),则冠七宝里重项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答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答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原注:俗称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于金锦),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捲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答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簷帽。服青速夫金丝阑子(原注: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宝漆纱带后簷帽。” “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失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官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秦纳石失一,聚线宝里纳石失,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宝里一,大红明珠答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 质孙服是帽、袍、带、靴配套的。每此盛会大汗更换一种颜色质孙服时,朝廷的贵族也必改穿同色的质孙服。很多皇戚勋臣衣服上面嵌有珍珠、宝石和其他宝物,皇帝质孙服的富丽堂皇更是不可复加。 质孙服的质料、饰品除穷尽江南罗绫绸缎和全国的金银珠宝外,还与波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有关。例如:纳石失:波斯语nasich的汉语音译,意为金丝锦缎的织金锦,与《元史》原注金锦相同;怯绵里:波斯语khaml汉语的音译,意为立绒或茸制品;比肩:波斯语beejad的汉语音译,一种红宝石的名称;都:波斯语dorr的汉语音译,意为珠宝、尤指珍珠;答纳:波斯语dana的汉语音译,意为颗粒、大粒、圆粒;答纳都:意为大颗粒珍珠;速不:波斯语sobhe的汉语音译,意为串珠;速不都:意为串起来的珍珠串;毛子:波斯语mas的汉语音译,亦称almas,意为金钢钻、钻石;牙忽:波斯语yaqut的汉语音译,意为红宝石;速夫:波斯语suf的汉语意译,原意为羊毛、亦指毛料或粗毛料。那么用于能够涵盖蒙元帝国服饰及呈现其艺术成就,浩如繁星的服饰材料金锦、彩锦、刺绣、缂金、缂丝、丝、绸、绢、罗、缎、绒、纱、毛料、珍贵皮毛、金珠宝石如《南村辍耕录》记述:“回回石头,种类不一,其价亦大不一。大德间,本土巨商卖红刺一块于官,重一两三钱,估值中统钞一十四万锭,用嵌帽顶上。自后累朝皇帝相承宝重,凡正旦天寿节大朝时则服用之。呼曰刺,亦方言也。今问得其种类之名,具记于后。红石头四种同出一坑,俱无白水。剌淡红色娇。避者达 深红色石薄方娇。昔剌泥 黑红色。苦木兰 红黑黄不正之色块虽大石至低者。绿石头 三种同出一坑。助把避 上等暗深绿色。助木剌 中等明绿色。撒卜泥下等带石,浅绿色。红亚姑上有白水。马思艮底 带石,无光,二重同坑。清亚姑 上等深绿色。你蓝 中等浅绿色。 屋擈你蓝 下等如冰样,带石,浑青色。黄亚姑 白亚姑 猫睛猫睛 中含活光一缕。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猫睛而无光 甸子 你捨卜的 即回回甸子,文理细。乞里马泥 即河西甸子,文理粗。荆州石 即襄阳甸子,色变。”……无以尽述,正如马可波罗说到:“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属入此城者(注:汗八里城即大都),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
另外,元朝统治者还依律设置专门的机构对各地方及宫廷服饰织造进行全面运营和管理。例如:隶属工部、户部以及储政院就有织造局和纳石失局,如太府监左藏库、别失八里局、人匠总管府纹锦总院、将作院异样局总管府沙罗提举司、都提举万亿绮源库、弘州(今河北阳原)纳石失局、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洗马林)纳石失局以及南京东、西织染局等等。在这些机构里劳作的各国工匠们和那些奔走于畅通的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使者、传教士、商人们,对东西方各民族服饰艺术交流、发展、生产及贸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蒙元时期军戎服饰以精良著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毡帐诸部之前就用鲛鱼皮甲胄、翎根甲(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 据柏朗嘉宾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3张弓、3副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战斧、拖兵器的绳子。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他们所骑的战马也有护甲。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士兵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
时间到了北元时代(1368年朱元璋的起义军攻入大都),逃回草原的蒙古统治者依然继承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政权和遗风。当时北元颁布的《阿拉坦汗法典》中的服饰用品有:白狐皮袍、旱獭皮袍、黄狗皮袍、山羊皮答忽、金帽、银丝带、玉饰、额箍、马褂、领衣、铁环甲、褡裢、脖套、斗篷、火镰等。还提及狐皮、棉布、皮子、皮革、熊皮、水鸟羽毛、驼毛等服饰材料。 在北元时期,生活服饰除了保留原有服饰形式,还增添了扎达盖、车得克、拉布西格(注:妇女头饰)、戒指、地毯、坐垫等元代没有的一些新款式和用品。其中扎达盖是对襟披肩或长坎肩,车得格是一种短坎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作合孛纳格是骑马时穿的雨衣。 《卫拉特蒙古法典》里:劳布吉盔甲是一种甲和胄连在一起的新式盔甲,还有短甲、甲袖、剑刀等新时期特色的军戎服饰。 当时的服饰材料除部分绸缎、金锦之外还有毛织品、香牛皮、羊皮、羔皮、粉皮、虎、豹、狼、獾、狐、海狸、水獭、灰鼠、银鼠、貂鼠、骚鼠、脆牲、狸子、白鼬、野猫等各种野兽皮。
从明代萧大亨所著《北虏风俗》中依然可以看到一抹亮丽的服饰风景:“今观诸夷,皆祝发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发皆削去,独存脑后寸许为小辫,余发稍长,即剪之,惟冬月不剪,贵其暖也。”“若妇女自出生时,业已留发,长则为小辫十数,披于前后左右,必待嫁时见公姑,方分二辫,未则结为二椎,垂于两耳,耳亦穿小孔,贯以金铛银环,亦以朱粉以饰。……其帽制特小,仅可以覆额,赘以索,系其项下,其帽之沿其窄,帽之顶,赘以朱缨,帽之前,赘以银佛。制以毡或以皮,或以麦草为辫绕而成之。凡衣,无论贵贱,皆窄其袖,袖束于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其寒则缩其手,而伸其袖,袖之制促为细折,折皆成对而不乱。膝下可尺许,则为小边,积以虎、豹、水獭、貂鼠、海獭诸皮为缘。缘以虎、豹,不拈草也。缘以水獭、不渐露也。缘以貂鼠、海獭,为美观也。”“又另有一制,围于肩背,名曰贾哈,锐其两隅,其式如箕,左右垂于两肩,必以锦貂为之。”“女不为弓鞋,与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于乘骑也。” 从服饰的发展变化来看,由于政局变迁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北元(明代)蒙古服饰,无论发型、冠饰、袍类、披肩类和其它装饰品,都与鼎盛蒙元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明代著名的美岱召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元时期蒙元服饰的发展和变化。那些精美的壁画为我们了解北元(明代)蒙古服饰艺术提供了最珍贵的史料。
当走出“世界历史上的蒙古时代”,我们净心回顾和思考服饰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艺术的独立与融合。当辉煌趋于平淡,今天的我们需要从蒙元服饰艺术的角度重新发现和审视产生辉煌历史的必然,并且,从中感悟“草原文化”和“游牧文明”根基所在与千年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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