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皇帝使臣研究

元代是中国古代皇权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的情况下，专制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君臣关系主奴化的趋势。对此，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①]但对于元代皇权是如何加强的，其中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和趋势，似仍有细致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元代皇帝使臣身份显赫，地位崇高，作为皇帝的代表积极参与到国家权力的运作中来，对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维护专制皇权的一项重要工具。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皇帝使臣做一粗浅的考察，希望对元代皇权及政治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元代皇帝使臣的发展与演变

早在12世纪，蒙古各部族之中即已存在传递信息、办理各项事务的人员。如蒙古乞颜部首领俺巴孩在被处死之前，派巴剌合赤将自己的遗训传给自己本部落之人[②]；铁木真派速客该、答孩将自己称汗的消息通知王罕[③]；为联合攻击塔塔儿人，铁木真派遣使臣到王罕处联络等等[④]，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西方学者在论及蒙古早期的社会状况时提到：“他们（指那可儿）构成有雄心壮志的首领或汗的扈从，为他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一般说来还要执行主人发出的任何命令……从追踪迷失的牲畜到外交谈判中担任个人的使者。”[⑤]即部落首领常派遣那可儿作为自己的使臣。随着制度的完善和事务的繁杂，一些专职使臣应运而生。铁木真称汗之后，曾对阿儿孩·合撒儿、速客该、塔孩、察兀儿罕四人说：“你们充当我的射远程的远箭，射近程的近箭吧！”[⑥]蒙古语远箭作qola,近箭作oyira，这里明显使用了比喻的手法，应是指传达大汗命令的人员，主要指专使而言。据余元盦先生的研究，铁木真委派阿儿孩·合撒儿等四人的官职，“实与后日急递使臣差同，质言之，即距离较远之地，应于期限内到达，较近之地，则应飞行疾驰如快马逐猎也。”[⑦]这样的推断是很有道理的。杨志玖先生也持类似的意见，认为“四人为‘远箭、近箭’般替他（成吉思汗）出使兼侦查任务” 。[⑧]尽管对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学者还存在争论，但某些人员固定地为其首领承担出使任务，当属事实。以上所举的蒙古早期使臣，是日后元代皇帝使臣的滥觞。

1206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之后大汗使臣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关于使臣的活动状况，宋朝使臣曾言：“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说郛》本作止）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⑨]这应是就蒙古早期的情况而言，尚处于简陋质朴的阶段。窝阔台汗设立站赤，方便使臣往来；使臣持有牌符作为信验，享有起铺马和饮食分例的权利，制度趋于完善。他们主要承担以下几项任务：

第一，当时戎马倥偬，征战频仍，以军事征伐为急务，蒙古统治者最关注的是军事活动，传递重大军情、劝降招谕和协调军事行动，遂成为使臣最重要的使命。

第二，政令的传达、贯彻与实施，主要依靠汗廷使臣（或宣差[⑩]）完成。这时期的汗廷使臣也开始参与行政管理，成为大汗加强统治（特别是在汉地的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以“宣差传旨”最为重要。有学者曾指出：“汗廷政令的下达，通过使者来完成。使者称为宣差……”[11]宣差作为汗廷的代表，地位非常尊贵，据南宋使臣所见：“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国王处来者，所过州县及管兵头目处，悉来尊敬。不问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礼，穿戟门坐于州郡设厅之上。太守亲跪以郊劳宿于黄堂厅事之内，鼓吹旗帜妓乐，郊外送迎之。”[12]他们秉承大汗旨意办事。在蒙哥时期，“他［蒙哥］颁降了一道［必须］严格执行的，关于释放全国一切囚犯的诏令，为此向全国各地派出了急使。”[13]这些使臣的任务应是传达命令并监督执行。在国家统治机构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扎鲁忽赤断事和宣差传旨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行政职能。[14]宣差传旨成为汗廷布宣政令、处理政务的一种重要方式。

第三，“籍户口，收税赋”。为满足蒙古统治者对财赋的渴求，大汗常遣使督办这两项事务。太宗五年，“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15] 宪宗二年，“籍汉地民户。”[16]得增户二十余万。这次籍户由蒙古汗廷派遣使者到各地监督，声势是很大的。其他征收税赋的使臣更是多见于史籍。[17]

元朝建立之后，采行汉法，更张制度，遣使制度也有了很大的完善。政书《经世大典·礼典总序·遣使》有载：

昔我国家之临万方也，未来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则从而征伐之，事在政典，此记使事而已。天下既定，郡县既立，有所询问考察则遣使，致命遐远则遣使，皆事已而罢。[18] 

　　以上文字对元代使臣的状况作了精辟的概括，我们可以从中了解遣使的目的和性质。

           二、元代皇帝使臣的各项使命

一般而言，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皆可派遣使臣。故使臣可承担多项使命，名目繁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一概要的介绍。[19]

（一）政治方面。

（1）颁诏明示、告谕天下。按照元代的制度，政令一般由中书省颁布。但如果事关重大，也可由皇帝亲自派遣使臣颁布诏书，以明示天下。这种遣使布宣诏令，政治意义不可低估。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诏：“罢钩考钱谷，应昔年逋负钱谷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视之者有罪。”于是“仍遣使布告中外”。[20]因桑哥钩考钱谷，使得天下骚乱，人心惶惶，此时遣使颁下罢钩考钱谷诏，明示朝廷的拨乱反正。

（2）向中书省等部门传旨。除直接颁布诏令外，如须经中书省等官僚系统下达政令，或直接晓谕省臣，皇帝会派遣使臣传旨。至元二十二年，脱忽思、乐实传旨中书省，令悉代江浙省臣。中书复奏，帝（指元世祖）曰：“朕安得此言，传者妄也。如忙兀台之通晓政事，亦可代耶？” [21]使臣传达的是皇帝的旨意，中书省等机构一般不敢违抗，只是这次事关重大，方复奏核实。卢世荣被劾后，忽必烈派近侍忽都带儿传旨中书省：命丞相安童与诸臣商议卢世荣所行，应废罢的废罢，应更张的更张。[22]在两都巡幸期间，皇帝也常常自遣使诏谕留守省臣。

（3）遣使处理行省等地方官府的政务。元朝疆域辽阔，统治者非常重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元代行省兼有朝廷派出机构和地方最高官府的双重性质，是中央驾驭和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23]因此，在皇帝派往地方的各类使臣当中，对行省的遣使非常引人注目。一般来讲，行省的地方庶务无需奏报皇帝，但有重大事件，还是需要皇帝遣使处理：

至大三年九月御史台臣言：“江浙省丞相答失蛮于天寿节日殴其平章政事孛兰奚，事属不敬。”诏遣使诘问之。[24]

这属于行省官员自相殴击的恶性事件，由皇帝派遣使臣到江南按问调查，方才平息此事。使臣还可斥责行省官员。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大宁路惠州连年旱涝，加以役繁，民饿死者五百人，诏给钞二千锭及粮一月赈之，仍遣使责辽阳省臣阿散。”[25]元贞元年，“河南行省亏两淮岁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遣扎剌而带等往鞫实，命随其罪之轻重治之。”[26]谢让任南台御史，“劾江浙省臣听诏不恭及不法事，帝遣使杂问，既款服，诏令让与俱来，人皆危之，让恬然若无事者，台纲以之益振。”[27] 使臣代表朝廷责问行省官员，是非常具有威慑力的。

皇帝还派使臣到各地开读诏旨。“朝廷遣使者颁诏旨，宣锡命……使至之日，省宪而下，百司庶府之官，无不奔走，戒金戈，仪仗、声妓、部曲，导前拥后，以为郊迎之礼”。[28]包括一套隆重而繁琐的迎请仪式，这是国家内部布宣政令的一条重要渠道。[29]

（4）派往诸王处的使臣。以诸王为代表的投下贵族享有各种特权，是元代历史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30]对于统军出征的宗王，为安抚他们同心戮敌，皇帝也常遣使宣谕。至元十三年，皇子那木罕出镇北边，军中诸王已露出骄兵难治的态势，忽必烈“选使往谕之”。充任使臣的廉希贤“布上意，辞旨条畅”，对方“悔谢，为设宴，并赠礼物。”[31]而地方政府需要同诸王发生关系，有时会由地方官员奏闻，朝廷遣使协调。[32]朝廷还会临时派遣钦差大臣处置有罪的留驻宗王。[33]

（5）理刑断狱。这也是皇帝使臣的一项重要职能。至元三年五月，“遣使诸路虑囚。”[34]至元年间，“兴元有囚罪当死，朝廷遣使临次行省，檄公偕往。至，则公（指李祯）具得其情，盖因殴妻误伤主母，非故也。狱辞再上刑部，卒论减死，用心忠敬举此可见。”[35]另有永嘉笃行之士项止堂，“时朝廷遣使洪大狱，命君总理诸囚。君悉为剖析，出其无死罪者七人。使者以案上中书，俱从所议，七人得不死。”[36]即通过使臣复奏，保全了无辜者的生命。

（6）铨选官吏。元贞元年六月，“遣使与各省官就迁调边远六品以下官。”[37]对闽广川蜀、云南等边缘地区官员的铨注，由于地理遥远，经常由朝廷遣使会同行省在当地拟注：“凡迁调闽广、川蜀、云南官员：每三岁，遣使与行省铨注，而以监察御史往莅之。”[38]元人文集亦载：“故岁必遣朝廷望官即其地，如选部注授焉。”[39]

另外，元代中后期的奉使宣抚，属于朝廷比较集中地派遣使臣整顿吏治，是对地方官府实施行政督责的特殊方式。对此，前辈学者已有系统的研究，可供参考。[40]

（二）经济方面。

（1）对地方钱粮赋税的检核。如至元十二年二月，“遣必阇赤孛罗检核西夏榷课。”[41]元世祖朝，特别是阿合马、桑哥当权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钩考钱谷。使者四出，钩考路府州县乃至行省钱谷，给当时的社会以不小的震动。负有钩考任务的使臣由尚书省派遣，但经皇帝允准，实际带有朝廷钦差的身份。遣使钩考实际上反映了元朝廷在财政上的中央集权。[42]这无疑加强了朝廷在财政方面的监管。再如至大四年十二月，“遣官监视焚至大钞”。[43]

（2）采购宝物，经营贸易。元代皇帝对宝货财物有着浓厚的兴趣，经常派遣使臣搜寻各类奇珍异宝，尤以海外居多。据学者研究，元世祖多次派遣使节出访海外。据统计，从至元十六年（1279）到至元三十年（1293）的十五年中，先后遣使至真腊、占城、爪哇、马八儿等十国“招谕”或征集奇珍异物者约有三十次。[44]如延祐七年五月，“遣使榷广东番货。”[45]还有一些使臣长期经营海外，为皇帝搜寻宝物，其中色目人精于商贾，泛舟海外者尤其突出。如亦黑迷失曾四度逾海，得到世祖的慰劳赏赐。“（至元）二十九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46]除各种宝物外，还遣使征求海外的名贵药材。[47]另外还括取各地矿产，如至元十八年九月“遣使括云南所产金，以孛罗为金洞达鲁花赤。”[48]

（3）遣使赈灾。赈灾扶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皇帝常遣使办理各类赈灾事宜。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遣使阅实宣宁县饥民，周给之。”[49]大德七年八月，“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遣使分道赈济，为钞九万六千五百余锭，仍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山场河泊听民采捕。”[50]至大元年七月：“江南、江北水旱饥荒，已尝遣使赈恤者……”[51]这都是遣使赈济的例子。天历二年正月，“陕西大饥，行省乞粮三十万石、钞三十万锭，诏赐钞十四万锭，遣使往给之。”[52]就是朝廷遣使至灾区赈济。无论水、旱、饥荒，都有相应的遣使赈济措施。这种遣使赈济是比较有成效的。

马可波罗记载说：“应知大汗遣使臣周巡其国土州郡，调查其人民之谷麦是否因气候不时或疾风暴雨受有损害，抑有其它疫疬，其受损害者，则蠲免本年赋税，并以谷麦赐之，俾有食粮种子。”[53]这与元代的遣使赈灾情况是相符合的。

（4）颁发赏赐之遣使。元代皇帝经常颁发赏赐，受赏的对象种类繁多，如诸王、贵族、大臣、立功军将以及僧人等宗教人士，皆有颁赏的记载。而专门遣使颁赏，更见隆重宠信。两淮屯盐总管李廷，“岁省公帑十七八，而上供无不备，上数遣使赐酒劳问。”[54]尤其在元代，皇帝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对吐蕃高僧的赏赐非常慷慨，并常派使臣颁赏。如皇庆元年二月，“遣使赐西僧金五千两、银二万五千两、币帛三万九千九百匹。”[55]这种经济上的优待有利于笼络各阶层人士。

（三）军事方面。

（1）遣使招谕未降服地区。这类使臣主要为军事目的服务。遇有重大的征伐活动，由皇帝遣使招谕。平宋战役中，国信使廉希贤与严忠范、秘书丞柴紫芝等持国书奉使往宋，名为议和，实质是配合军事进攻，促其投降，结果在独宋关被杀。[56]至元十二年正月，“遣伯术、唐永坚赍诏招谕郢州。”[57]灭宋战役中，阿里海牙在广西静江久攻不下，遣使被杀，于是“因入朝贺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诏如静江谕之。”[58]由皇帝遣使奉诏劝谕归顺，自是为了体现世祖下江南不妄戮一人的圣意，希望能够感化守城将领。

（2）军前传令，联络通报军情。如平定南宋后，囊加歹军前传旨，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还传密旨，迁宋君臣北上。” [59]其他军前使命也有皇帝使臣参与。

（四）文教及宗教方面。

（1）访贤征聘的遣使。元朝皇帝非常重视征聘起用各类人才。至元十二年秋七月，即对宋战争刚结束不久，“诏遣使江南，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60]阿鲁浑萨理等大臣也积极建言，希望世祖访求贤才，征聘儒士，“遂劝帝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帝嘉纳之，遣使求贤，置集贤馆以待之。”[61]至大四年六月，“命侍臣咨访内外，才堪佐国者，悉以名闻。”[62]

（2）岳渎祭祀方面的遣使。元代的岳镇海渎祭祀非常兴盛，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制度。[63]元人文集中曾言：

皇帝岁时遣使，分道四出，登名山川，祈为百姓育谷也。[64]

元朝建立后，各项制度逐渐完备，遣使祭祀岳镇海渎为皇帝所独有。中统二年秋七月乙丑，“遣使持香币祀岳渎。”[65]这是元代较早的遣使记载。之后，相关记载在本纪中屡见，很少中辍。如至元五年夏四月壬寅，“遣使祀岳渎。”[66]

（3）礼仪方面的遣使。关涉礼仪的方方面面，皇帝都有遣使之举，表示隆重和恭敬之意。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皇帝前来朝见，特地遣使迎接，所颁诏书说：“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觐之礼，已遣使特往迎致。”[67]至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遣官迓云南鸭池所遣使。”[68]当也是一种礼仪迎候。

此外，元世祖分别于至元十三年和十五年两次遣使到杭州来运载经籍图书、阴阳秘书及版刻等，也属于文教方面的遣使。

（4）遣往吐蕃的金字使臣。金字使臣是西藏古史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汇。在元代，主要指奉皇帝（大汗）之命，携有圣旨诏书等前往西藏的钦差使者。元代诸帝都是藏传佛教的忠实信徒，皇帝与帝师之间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元帝对帝师非常尊崇和虔诚。若有事必遣携有诏书的金字使臣恭敬迎候，殷勤致意。因此在元代，金字使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送帝师。如1277年，“大皇帝（忽必烈）派遣金字使臣前来盛情迎请八思巴前往朝廷。”[69]皇帝与帝师之间的联络，向帝师颁发赏赐等，也都有金字使臣参与。此外，金字使臣代表皇帝威临藏地，也负责吐蕃地方军政事务。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设置和管理驿站。皇帝还派金字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总之，金字使臣作为中央代表，负责办理藏地事务。

（四）外交方面。[70]

（1）对海外各国的招抚。与中原王朝的观念不同，在蒙古人看来，凡是马蹄所及之处，都是未征服的疆土。[71]灭宋之后，元世祖积极开拓海疆，意图扬威海外。[72]向日本、安南、爪哇、马八儿等国都派出过使臣。至元十四年下达了这样的诏命：“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六年，“诏谕海内海外诸番国主。” [73]以招讨使扬廷壁为代表的使臣积极活动，“招抚海外，南蕃皆遣使来贡。”俱蓝、那旺、苏木都剌等国遣使来朝。世祖之后，这类遣使有所减少，但仍积极与海外各国联络。如元贞元年成宗遣使暹国[74]；大德三年，元成宗加封一山一宁为“妙慈弘济大师”，充国信使出使日本，打破了双方“音问不通”的隔绝关系，是元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75]

（2）与西北诸王的遣使。[76]元朝建立之后，西北诸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仅保持宗藩之名；元朝皇帝以黄金家族的代表合大汗的名义与之进行交往。世祖初年即出现了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责问事件，皇帝不得不派著名儒士高智耀为使，进行辩解。[77]至元初年，宗王海都屡犯边境，世祖派铁连为使加以劝谕。铁连辩才出众，晓之以大义，动之以亲情。世祖感叹道：“有铁连，则朕之宗族将不失和也。” [78]成宗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海都、笃哇之乱平息，恢复了和平局面，带有经济、文化交往方面的使臣增多。至大元年七月，“遣塔察儿等九人使诸王宽阇，月鲁等十二人使诸王脱脱”；“遣脱里不花等二十人使诸王合儿班答。”[79]皇庆二年，仁宗派拜住“以金印赐孛罗丞相，且俾往哈儿班答王所议事。”[80]泰定三年九月，“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月思别、不赛因三部。”[81]其中不赛因是伊利汗国的大汗，于延祐四年）即位。泰定帝及文宗时，频繁遣使元廷。这种使臣往来，当然是为了联络交通，保持朝廷同诸王之间的联系。

（五）其他方面。

皇帝常常遣使巡游各地，考察各地风俗，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种使臣。这类使臣似乎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但将出使行程中所得见闻归朝后向皇帝奏报。忽必烈本人就喜欢听有关各地的有趣报告。马可波罗在中国就承担过相应的奉使任务。尤为难得的是，他善于揣测大汗的嗜好，知晓大汗喜欢听闻之事：

马可慎重执行他的使命，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来时仅只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责备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归向大汗言之。[82]

马可波罗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并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皇帝经常派出这类考察风俗的使臣，还是可以确定的。

另外遇有紧急情况，皇帝也可迅速遣使宣旨传召、询问。至元二十七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伤者数万人。上甚忧之。时驾至龙虎台，遣平章阿剌浑萨理公驰还京师，召问集贤翰林两院官致灾之由。”[83]这便是在发生重大灾异的情况下直接遣使问讯。其他事务，如元世祖遣中使对大臣廉希宪谕旨曰：“鞍马之任，不以劳卿，坐而论道，时至省中，事有必须执奏，肩舆以入可也。”[84]如文天祥就义时，忽必烈曾命使者传诏停止行刑，但为时已晚。即使到最后，忽必烈对文天祥仍抱有欲杀不忍的复杂心情。[85]

元代皇帝使臣的任用。一般而言，皇帝多选派自己信任的心腹人员，如怯薛、亲信官员、侍从及贵族子弟充任使臣。其中怯薛使臣为元代所特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6]儒士在元代“鲜预天光”，很多时候甚至遭到冷遇，除利用自身的优势承担文教礼仪方面的出使任务外，一般难以被皇帝重用。元代皇帝也使用宦官传旨，廉希宪当政时，有“内侍传旨入朝堂，言某事当尔，希宪曰：‘此阉宦预政之渐，不可启也。’遂入奏，杖之。”[87]但这只是偶然现象。

三、元代皇帝使臣与国家权力的运作

元代皇帝使臣对当时的国家及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就国家权力的运作方面，对元代皇帝使臣的地位和作用予以评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皇帝使臣作为天子的代表可奉命处理重大军政事务，甚至诛杀地方大员。

元代皇帝在国家权力建构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有重大事件，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监察，事关中央还是地方，只要皇帝认为有必要，即可派使臣插手干涉。使臣作为皇帝的代表，能够处理多项事务，并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行省是地方的最高官府，但皇帝也可遣使诛杀其中的高级官员：

有使持诏自江浙还，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者。帝怒，命遣使问不敬状，将悉诛之。自当言于丞相燕帖木儿曰：“皇帝新即位，云南、四川且犹未定，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则造言以陷之耳。”燕帖木儿以言于帝，事乃止。[88]

仅仅是听信了片面之辞，皇帝就遣使按问，甚至要诛杀所有行省大臣。若非自当等人的劝谏，后果不堪设想。后至元五年（1339）发生了河南行省掾史范孟假冒朝廷使臣、伪传圣旨的事件。《元史》卷一八六《归旸传》记载：“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矫称朝廷使者……”[89]这清楚地表明，范孟等人是以朝廷使臣的身份发动这场政变的。虽只是假冒朝廷使臣，但皇帝派往地方使臣的权力地位，可从中窥见一二。李治安先生对此事做了详尽的分析，认为其能够得逞，在于“他（指范孟）钻了行省官员俯首听命于朝廷圣旨的空子”。而行省官员则都是蒙古草原旧俗的忠实遵循者。[90]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朝廷遣往行省的使臣权势显赫，在于其奉皇帝之命，秉承皇帝的意志，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身份，行省官员才对其俯首贴耳，惟命是从。

元代皇帝使臣能够成为皇帝行使专制权力的得力工具，是受到了蒙古旧俗的影响。蒙古大汗对自己的臣民拥有无上的权威，使臣可在万里之外取上将人头：“一个统帅10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惩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91]这让当时的波斯史家也感到惊讶。李治安先生认为：“大汗所遣一介使者可以赴千、万里之外轻而易举地取下前线统军将领的首级。不过，按照蒙古草原旧俗，蒙古国的全体臣民都是大汗的奴婢。既然身为奴婢，来自主子的各种处罚，乃至杀戮，都应无条件地接受。从此类习俗和观念出发，上述督责问罪方式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92]元朝皇帝遣使诛戮高级官员。其它朝代的皇帝虽也诛戮大臣，但通常要经过朝廷集议、逮捕下狱、审讯定案等程序，象元朝皇帝这样直接遣使诛戮大臣，实属罕见，这对元明之际专制皇权的加强，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使臣的相关奏报可以影响中央决策

皇帝常常遣使巡游各地，考察各地风俗。这类使臣并没有具体的任务，但将出使行程中所见所闻归朝后向皇帝奏报。忽必烈本人就喜欢听有关各地的有趣报告。马可波罗到了中国以后，逐渐熟悉了东方的风俗和语言，就承担过相应的奉使任务。尤为难得的是，他善于揣测大汗的嗜好，知晓大汗喜欢听闻之事：

马可慎重执行他的使命，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来时仅知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责备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归向大汗言之。[93]

从中可见，皇帝经常派出这类考察风俗的使臣。实际上，对于久居宫禁，除两都巡幸之外很少外出的元代皇帝来说，派遣亲信人员充任使臣于外考察，是一条了解外界真实情况的有效途径。正如虞集所说：“古者君遣使臣，驰驱原隰，则必有所询度而归报者矣。明目达聪，无间远迩，居九重之上，而周知万里之外者，用此道也。”[94]元代疆域辽阔，号称：“国家地广人众，古所未有。”[95]皇帝更是多派使臣以为耳目，以补皇权之鞭长莫及。使臣，尤其是自己的亲信、心腹归来的奏报，皇帝是非常重视的。在皇帝眼中，这甚至比日常朝臣们的奏报更为可信。使臣能够根据自己的出使经历，在皇帝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不同程度地对最高决策造成影响。就连僻远如吐蕃之地，也深深知晓其中的利害：“若有对金字使者不敬，彼必进危害之言；若恭敬承事，彼亦能护佑之。若不听从金字使者之言，补救甚难。”[96]

由此看来，使臣的奏报对朝廷的最高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时，皇帝也会因此受到使臣的蒙蔽。如上文提到的文宗因使臣之言要诛杀江浙行省大臣，自当认为在皇帝新即位，政局不稳的情况下，“乃以使臣一言杀行省大臣”极为不妥。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况江浙豪奢之地，使臣或不得厌其所需，则造言以陷之耳。”[97]

第三，元代多元民族文化的并存，是使臣强势介入的客观需要。

在蒙元帝国境内，生活着蒙古、畏兀儿、契丹、女真、汉等多个民族有多个民族，比如汉族、畏兀儿族有自己成熟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传承。相应地，元帝国境内存在着蒙、汉、回回等多种文字。“元朝行移文字，其正书则自前而后，蒙古书则自后而前，畏兀儿字则横书……”，[98]当时文字的多样性由此可见。要象秦汉那样“书同文，车同轨”，在当时还是一种奢望。要达成多元族际间的交流与沟通，难度是相当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作有赖于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交流、传递和反馈。但各级官府中的官员，杂有蒙古、色目等多种民族，素质参差不齐，文化（尤其是文字）的歧异成为影响正常沟通的主要阻碍。很多蒙古长官看不懂汉文文书，在政府中把持重要职位的色目人也有类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靠译史、通事一类翻译人员的转译外，还需要传达领域的使臣的介入。实际上，很多使臣本身就通晓蒙古、汉语等多种语言，特别是很多汉人乐意学习蒙古语，在与蒙古贵族交流时不存在语言障碍。皇帝使臣促进了族际间的交流与沟通，有利于政令的传达和统治的加强。

对于元代皇帝使臣的评价。积极作用如：专事专办，责任明确，提高了政府机构的行政效率。尤其是在重大紧急事务的应对上，遣使更是灵活有效得多。但弊端也很明显：以多种手段干预政务，就会让下级官府无所适从，穷于应付，这对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是一种侵蚀和毒害。使臣的素质也参差不齐，既被授予很大的权力，又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不法行为自然难以避免，极大地败坏了官场风气。

四、   余论

在以上对元代使臣的演变、使命、特征等进行了考察，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元代使臣所处的历史阶段。但其皇帝使臣中国古代皇帝使臣渊源甚早。自皇帝制度建立之后，皇帝使臣就相应出现了。秦汉时期，皇帝经常派出使者向官员传达旨意、观察治绩、探察民情等，并持有节、符、玺书等信物，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使者依照皇帝的旨意办事，执行多种不同的使命，成为皇帝加强个人统治的工具。[99]

唐宋变革以来，皇帝使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00]集权制下的皇帝，正是通过钦差使臣，把皇权的触角深入到中央、地方各机构及其行政环节。如南宋宣谕使作为皇帝的使者，代表皇帝在帝国之内行使职责，所谓“凡其所临，如朕亲幸。”[101]其职责极为广泛，起到了稳定统治以及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作用，并出现了职官差遣使职化，使者职官化的趋势。[102]另外，辽、金等少数民族王朝也出现了权力很大的皇帝使臣。如辽王朝派往女真的使者，身佩金牌，称为“银牌天使”，向女真部落大肆勒索海东青、北珠、人参等贡品。金朝皇帝派使者劝农、签军、采访风俗等等，且赋予他们较大的权力。即在元之前的宋辽金时代，无论南北王朝，都出现了皇权加强的趋向，而皇帝使臣在其中助力颇多。故元代皇帝使臣作为皇权的得力工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并非偶然。加之元朝皇帝兼有蒙古大汗的双重身份，将全体臣民视作自己的奴仆，皇帝与使臣之间存在明显的主从关系，这无疑也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加强。元代皇帝派遣使臣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与中原王朝相比，始终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制度，自隋唐以来，由临时差遣的使臣向固定的使职转化的情况在元代并没有出现。明清两代的使臣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使者职官化的趋势重新出现，清代不再有“遣使”之称，内部经办事务的人员以“差”的面貌出现等，但皇帝使臣作为加强专制皇权的一项重要工具，似乎构成了一条明显的线索。明清皇帝依然频繁派出使臣，干预国家统治。如明代，“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103]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元的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凡有皇帝，即有使者；使者之现象为专制皇权之延伸所产生，使者之现象可谓与皇帝制度同时存在。亦可以说，使者为皇朝时期政治制度之最重要特征之一，亦是皇帝制度下政治之最重要特征之一。”[104]从这个角度来说，元代是中国古代皇权演进的一个重要阶段。元代皇帝使臣也是维护专制皇权的需要。只是在元明之际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了。[105]

          （兰州大学  苗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