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平江路的人口发展

——元代海运基地系列研究之一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孟繁清

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杨淑红

    海运保证了大都的用粮安全，同时也推动了“长三角”沿海地区对外交通贸易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平江路的人口发展便是其例证之一。

一

    平江路下辖录事司及吴县（今江苏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两个倚郭上县，崑山（治今江苏昆山，并曾一度移治江苏太仓）、常熟（治今江苏常熟）、吴江（治今江苏吴江）、嘉定（治今上海嘉定）四个中州，有户466,158，口2,433,700[2]。无论户数还是口数，均为全国之冠。

    《元史·地理志》所记各地户口数，时间不一，或为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抄籍数，或为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户籍数，或为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户部钱粮户数。平江路的户口数是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数字。

《地理志》中的户口数，还有不少错误，为学术界所共知。如记福州路（治今福建福州）有户799,694，口3,875,127，这实际是全福建道宣慰司所辖的总户数。记饶州路（治今江西波阳）有户680,235，口4,036,570，实际上这是饶州路所在的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所属的宁国路（治今安徽宣州）、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及饶州路的人口总和[3]。吴松弟先生对此已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

    与平江路人口接近的应是大都路（今北京市）。《元史·地理志》记大都路有147,590户、401,350口。这一数字是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抄籍数[4]。之后，大都人口并无确切统计。由于大都是元朝的首都，人口增加比较快。元人诗文中常有京城“十万家”之说，估计大都人口当有四五十万[5]。顺帝至正初年，脱脱曾说到“京师人烟百万”[6]，这虽为概指，甚或有所夸张，但亦反映了元后期大都人口的增加。大都是元朝的首都，大都路人口的快速增加，是情理之中的。

    总之，从目前已知的有确切记载的全国各路人口数字看，平江路无疑是全国第一路。

    平江路所辖录事司及各州县人口，未见具体记载。据[洪武]《苏州府志》，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苏州府所辖长洲、吴县、常熟、崑山、吴江、嘉定等六县，共有人口473,862户、1,947,871口。其中长洲县85,868户、356,486口；吴县60,335户、245,112口；常熟62,185户、247,104口；崑山88,918户、357,623口；吴江80,384户、361,686口；嘉定96,072户、379,805口[7]。其中以临海的嘉定人口为最多。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朝政权刚建立不久，还来不及对各地人口作全面精确统计，上述数字极有可能是沿用元朝末年的数字。众所周知，元末农民战争期间，平江路亦同样受到不少影响。谢应芳写诗说：“世故一变更，十室九颠覆”[8]；“无数云梯未尽收，髑髅如雪拥苏州”[9]；许恕则说：“城郭灰飞久变迁，丞黎星散尽颠连。吴中旅食今千日，海内军兴已十年。”[10]谢应芳、许恕所说，难免有些夸张，但战争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在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各州县人口，当会远远高于上述数字。

    在平江路所属各州县中，崑山州的人口发展状况记载较多。据[淳祐]《玉峰志》[11]，玉峰（即崑山）“祥符间（公元1008—1016年），主户一万三千七十八，客户三千二百七十。主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九，客丁三千三百单三。庆元间（公元1195—1200年），主户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二，客户三千七百，视昔已多。今主客共四万五千三百六十八户，一十三万四千五百口。较之古经，盖将数倍，生齿日繁，则邑之壮盛可见云。”[12]从祥符（公元1008—1016年）到淳祐（公元1241—1252年）的二百余年间，主客户合计增加至原来的近三倍。尽管绝对数量不是很大，但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到南宋末年，由于政治军事形势对南宋已极为不利，所以[咸淳]《玉峰续志》称：“今逾时二十年，切料数未必增益。盖富者迁避，贫者转徙，隅役既缺，团甲多废，未从以考其实，恐贻虚增之诮，姑仍其旧云。”[13]

    元代崑山的人口数量无具体记述。《至正崑山郡志》卷一《风俗》在讲到崑山太仓的变化情况时说：“归附后世变风移，不能无异。况今新治（指太仓——引者）旧本墟落，居民鲜少。海道朱氏（指朱清及其家族——引者）翦荆榛，立第宅，招徕番舶，屯聚粮艘。不数年间，凑集成市。番汉间处，闽广混居，各循风土，习俗不一。大抵以善贸易，好市利，尚虚礼，美呼称……及文运肇兴，科举荐复，人皆知读书为贵，弦诵之声遍于闾里，风俗为之大变云。”[14]杨维桢在《崑山郡志序》中也说：“崑山自县升州，户版与地利日增，租赋甲天下州郡县。市贾之舶萃焉，海漕之艘出焉，庸田水道之利害在焉……”[15]桑悦[弘治]《太仓州志》则明确指出：“元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宣慰朱清、张瑄自崇明徙居太仓，创开海道漕运，而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贸易。是以四关居民闾阎相接，粮艘海舶、蛮商夷贾辐凑而云集，当时谓之六国马头。”[16]“然太仓始以海滨僻壤，遂成万家之邑，是虽气数使然，亦由海漕诸公为之创始也。”[17]崑山籍文人郭翼《崑山谣送友人》一诗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太仓沿海的繁荣兴盛与社会风情。诗中写道：

吴东之州娄东江，民庐矗矗如蜂房。

官军客马交驰横，红尘轧投康与庄。

鸡鸣闹市森开张，珠犀翠象在道旁，

吴艎越舰万首骧。太帆云落如山崩，

舟工花股百夫雄，蛮音獠语如吃羌。

水仙祠前海茫茫，鱼鳌作道虹作梁，

龙堂贝阙当中央。灵女媛歌吹笙簧，

冯夷伐鼓相铿轰，或乘飞龙下沧浪。

大樯小樯火流光，翠旓摩云互低昂，

左驱勾陈右搀抢。天子锡命祀南邦，

重臣下拜灵慈宫，太平无象跻成康。

吾州富庶文物昌，厥田下下赋下上。

岁贡天府民职恭，君子訚訚讲虞唐，

小人业业为工商。大夫从事举贤明，

掌曹僚属登其良。……[18]

    上述文字都明确表明，元代海运开通后，崑山太仓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贸易兴盛，文化教育发展，社会风俗也为之一变。

    平江路录事司与倚郭的吴县、长洲两县，人口数量也比较多。据《元一统志》，平江路录事司辖利娃乡、永定乡、凤凰乡、上元乡、道义乡、凤池乡、大云乡、东吴上乡、乐安上乡、乐安下乡等10个乡。而吴县辖灵岩乡、横山乡、太平乡、大吴乡、凤凰乡、永定乡、利娃乡、大吴乡、吴苑乡、至德乡、胥台乡、南宫乡、长山乡、长洲乡、西华乡、遵礼乡、震泽乡、蔡仙乡、姑苏乡、洞庭乡、长寿乡等21乡；长洲县则辖大云乡、道义乡、上安乡、凤池乡、习义乡、陈公乡、苏台乡、东吴乡、尹山乡、吴官乡、依仁乡、益地乡、金鹅乡、彭华乡、武邱乡、儒教乡、乐安上乡、乐安下乡、吴上乡等19乡[19]。录事司与吴县、长洲两县乡的设置如此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地区人口数量之大。

二

    下面，我们对平江路周边部分路、府、州的人口发展状况进行一些考察，以便将平江路与周边地区在同一历史平台上进行比较。

    平江路的东南方是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20]。据《至元嘉禾志》记载，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南宋降元时，在松江府有234,470户。该书编纂者在松江府数字后，特别说明：“此至元十三年报省民数也。中更兵难，户口减半，今实管仅十二万余户而已。”[21]可见元宋战争对松江府人口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直至半个世纪后的元文宗至顺年间，松江府交纳钱粮的民户也仅有163,931户[22]，加上其他免交钱粮的民户，估计也超不过二十万户，仍未能恢复至南宋末年的水平，这和平江路人口的迅速增加相比较，悬殊甚大。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松江府仅辖华亭、上海两县，面积较小，人口已是相当密集。

    《至元嘉禾志》中，除去松江府，其余的嘉兴县（今浙江嘉兴）、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元贞元年升为海盐州）和崇德县（即今浙江桐乡县崇福镇，元贞元年升为崇德州）便是后来平江路以南、松江府西侧嘉兴路的辖境。据该志记载，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时，嘉兴路有459,377户，如减去松江府的232,823户，为226,554户，这应该就是之后嘉兴路的户口数。《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五所记嘉兴路的户口数，实际上也是包括了松江府的人口在内[23]。嘉兴路所辖录事司及一县二州，其人口估计不会超过25万户。

    平江路的西南，嘉兴路的西侧，便是湖州路（治今浙江湖州）。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七十二《户口》二，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湖州府主客户共计204,509户[24]，如以每户5口计，应有人口1,022,545。经过了约一个半世纪，到元朝的文宗至顺（公元1330—1333年）间，才有254,345户[25]，较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仅增近5万户。虽然《元史》所载是“至顺钱粮数”，但即使全部户数，也不会与此有太大悬殊。宋元期间，湖州府（路）的人口增加速度是十分缓慢的。及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湖州府的人口竟降至200,048户、810,244口，嘉靖时又降至173,743户、485,849口[26]。湖州路的人口发展状况自然无法与平江路相比。

杭州路（治今浙江杭州）位于平江路西南，二者之间有嘉兴路及湖州路相隔。这里曾经是南宋的都城，在元朝则是江浙行省的首府。元政府的南粮北运，都由行省官员负责落实，并具体进行组织、协调、督运。

     南宗留存下来的杭州方志主要有周淙纂修的《乾道临安志》、施谔纂修的《淳祐临安志》与潜说友纂修的《咸淳临安志》。其中，以《咸淳临安志》内容最为丰富，且距元灭宋的时间也最近。据该书记载，临安（今浙江杭州）当时有主客户391,259户，口1,240,760[27]。因宋代人口的登录统计，通常只有男子的口数，所以每户人口很少。如以每户5口计，临安当时应有1,956,295口。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杭州路有360,850户、1,834,710口[28]。元军政占临安已二十余年，其人口仍未能恢复至南宋末年的水平。其原因虽与杭州政治地位的下降有关，但战争造成的创伤无疑是更重要的原因。尽管南宋降服后，元军统帅伯颜曾“分遣董文炳、吕文焕、范文虎巡视城堡，安谕军民”，“禁军士毋入城”，并“遣吕文焕持皇榜谕临安中外军民，俾安堵如故”，但，“先是，三衙卫士，白昼杀人，闾里小民，乘乱剽掠”[29]，城乡居民的死伤逃亡肯定为数甚多。所以战争过去二十余年，杭州仍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

    平江路西邻的常州路无锡州（治今江苏无锡），元宋战争时也曾受到重创，人口大量减少。但战争结束后，人口的恢复与发展却非常快。据元佚名《无锡志》记载，南宋理宗淳祐（公元1241－1252年）间，无锡有37,916户、230,568口。及至“元兵南下，残掳之余，十去其四。既又大减于疫，存者仅十分而五。厥后平治既久，生聚日繁。”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户口普查，无锡增至70,242户，已“三倍于古”[30]，人口增长之快是惊人的。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五月，元政府规定，户口“五万至十万者为中州”[31]，无锡人口已远超五万户，于是便由县晋升为中州[32]。

    由平江沿长江而上，经过无锡所在的常州路（治今江苏常州），便是镇江路（治今江苏镇江）。《至顺镇江志》保存有比较详细的人口资料。据该书记载，南宋理宗时，镇江府有108,400户、644,100口[33]。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镇江路仍有103,315户、623,644口，与南宋理宗时的户口数相比较，变化不大。《至顺镇江志》的编纂者俞希鲁以为，“南北混一，兹郡实先内附[34]，兵不血刃，市不辍市。故至元庚寅（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籍民之数与嘉定等。”[35]但半个世纪后，到元文宗至顺年间，镇江路也仅有114,218户、不足67万口（其中土著100,065户、613,578口；侨寓3,845户、10,555口；客户5,753户；单贫4,104户、11,479口；僧310户、2,403口；道141户、570口）[36]。人口增加幅度很小。其中原因，俞希鲁以为：“大德辛丑（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秋七月，飓风大作，诸沙漂流[37]。厥后丁未洎天历己巳，二纪之间，两罹荒札，死亡转徙，在在有之。由今视昔，颇为不侔。比年以来，生聚涵育，渐复旧观矣。”[38]连续多次天灾，严重阻碍了镇江路的人口增长。

    逆长江而上，镇江路的西侧便是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据成书于南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的《景定建康志》记载，当时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共有117,787户（其中主户103,545户，客户14,242户）[39]，若以每户5口计，当有588,935口。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公元1102－1106年）时，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即后来的建康府、集庆路）已有120,713户[40]，经过了约160年，到理宗景定年间，户口反而减少了一些，这显然与金宋及蒙宋战争密切相关。元灭南宋后，经过不长时间，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已有226,377户（其中录事司18,205户，江宁县22,705户，上元县29,277户，句容县34,814户，溧水州57,896户，溧阳州63,482户）[41]。若以每户5口计，应有1,131,895口。而《元史·地理志》记载的户数为214,538、口数为1,072,690[42]，二者记载有些不同。考虑到《至正金陵新志》所记载口数均有司、州、县各种类别的户口细目，因而方志记载的数字可能更可靠些。

    从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仅仅三十年时间，户口即有近一倍的增长，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元代的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曾设有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所[43]。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张士诚攻占平江后，海运万户府还曾迁至该地[44]，因此，该路对元代海运说来亦十分重要。但先后修成的《延祐四明志》与《至正四明续志》均未把当时的人口数字保存下来。倒是《大德昌国州图志》保存了一些庆元路下辖的昌国州（治今浙江舟山）的人口资料。据该书记载，南宋光宗绍熙（公元1190－1194年）间，有主户7,665、客户5,876，合计13,541户。如以每户5口计，则有67,705口。此后八十余年，人口逐渐增加，到至元二十年（公元1276年），则有户22,640、口126,005[45]。昌国州位于沿海的舟山群岛，即今舟山市，其境内人口的增长，反映了大陆居民走向海洋的愿望日渐强烈。

    以上，我们先后考察了平江路周边的松江府、嘉兴路、湖州路、杭州路、无锡州、镇江路、集庆路及昌国州的人口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元代，杭州路人口有明显下降，松江府人口长时期内也未能恢复至南宋水平。镇江路、湖州路及昌国州的人口发展虽则缓慢，但毕竟在增长中。无锡州在元宋战争中遭受巨创，但之后的发展则比较迅速。但它仅为一州，人口总量较少，无法与平江路相比。唯一可以与平江路相媲美的是集庆路。二者辖境面积大体相当，人口增长速度都比较快。但人口总量，集庆路不及平江路的一半。从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三十年间，集庆路户数增加仅10万余。而从宋恭宗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十五年中，平江路就增加了13万多户，户口增加的绝对值明显超过集庆路，而所用时间，仅及集庆路所用时间的一半。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平江路的人口，不仅其总量为全国各路之冠，其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周边其他地区。

三

    唐、宋以来，平江（旧称吴郡、苏州等）地区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为了进一步说明元代平江路的人口发展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地位与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唐宋以来该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作一回顾。

    据《旧唐书·地理志》，苏州“旧领县四户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九，口五万四千四百七十一。天宝领县六，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口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46]应该说明的是，唐代的苏州，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平江路、嘉兴路与松江府等两路一府的辖境。但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天宝时的百余年间，苏州人口即由11,859户、54,471口增至76,421户、632,650口，户数增加5.4倍余，口数增加10.6倍余，增长幅度是惊人的。

     两宋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保存下来的较多。宋代由于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南宋庆元元年升为嘉兴府）的设立，平江府的辖境已接近于元代的平江路。据《宋史·地理志》，平江府“崇宁（公元1102—1106年）户一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口四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二。”^[47]宋史学界对《宋史·地理志》中的人口数有不同的理解，吴松弟先生认为：“《宋史·地理志》的各州府军的口数应该都是全体男子的数量，而不是其他。”^[48]这一观点比较符合实际。如以每户5口计，崇宁时的平江府应有76.4万余口。这和唐代相比，已有显著增加。

    近七十年后，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卢瑢在《重建居养安济院记》中记载说：“中吴囊括千里……土膏而民夥。中兴以来，人风四洽，列户者今廿余万”^[49]。文中的“中吴”即指平江府而言。

    元代平江路的人口已见前述。[洪武]《苏州府志》卷首在讲到元亡之后平江辖境与人口变化情况时说：

    本朝吴元年，王师平张士诚，改平江路为苏州府，上隶中书省。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复以吴江四州为县。八年（公元1375年），又以扬州之崇明县（今上海崇明）来属（以地近本府也，始有崇明焉）。领县七：吴、长洲、吴江、常熟、崑山、嘉定、崇明。有户五十万六千五百三十四，口二百一十六万四百六十三。

如果减去崇明县的户数，洪武时的户数与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时的户数相比，并无大的变化，但人口数由2,433,700减至2,160,463（含崇明），即使不考虑元朝中后期平江路人口的增加，该地人口的减少亦是明显的。

    明人王鏊[正德]《姑苏志》详细罗列了苏州府历代户口的变化情况。尽管其历代辖境不尽相同，个别数字也有差错，文字表述也有不确之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该地人口发展趋势的了解。据该书记载：

夫户口之登耗，世之治乱见焉。爰节旧志所书历代可考者。本朝则载国初与近岁所上之数，他可推矣。

     ……隋户一万八千三百七十有七。唐贞观八年（公元624年）户一万一千八百九十有九，口五万四千四百八十有一[50]。天宝元年（公元742年）[51]户七万六千四百二十有一，口六十三万二千六百五十有五。宋初，户二万七千八百八十有九。祥符间户六万六千一百三十有九。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户一十九万九千有奇。宣和（公元1119—1125年）间，户四十三万[52]。南渡后至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户一十七万三千有奇。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主客户三十二万九千六百有奇（僧道不与）。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始括户，至四十六万六千一百有奇（僧道亦不与）。国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抄籍计户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奇，口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八百有奇。九年（公元1376年），实在户五十万六千五百有奇，口一百一十六万四百有奇。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户五十八万二千有奇，口二百万九千三百有奇。^[53]

    另据《明史·地理志》记载，苏州府“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编户四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四，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三十。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九，口二百四万八千九十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六十万七百五十五，口二百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54]

    明代的苏州府辖境比元代的平江路有所扩大（增加了崇明县），但户数的增加并不太多，而且，其人口数，在二三百年中，也始终未能达到元代的水平。对此，[正德]《姑苏志》的编纂者王鏊总结说：

    历观户口减耗，唯唐宋初年为甚。时更大乱，非死而徙耳。若国初户数与元末略等。盖张氏（指张士诚——引者）据吴，务诱其民，民多归之。及天兵（指朱元璋军队——引者）入城，不妄戮一人，故虽更乱，犹故也。百余年间，宜乎倍徙，而所登不满十万（当指所增户数——引者），则有由矣。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近年则又不能无脱漏及流徙他境耳。^[55]

王鏊的总结尽管不够确切，但大体说来，还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以上，我们从横的方面，对元代平江路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作了比较，同时，又从历史发展角度，纵向考察了平江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元代平江路的人口发展，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尤其是南京至上海一线，一直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期间，虽有曲折，但总的态势没有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元代平江路显得尤为突出。这显然与元代海运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平江路的人口发展，凸显了该地作为海运基地的区位优势。因此，片面强调元代海运消极影响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