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李治安  图 / 孔群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忽必烈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首先解释一下我的题目，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忽必烈与十三世纪的世界》，我讲的题目是《忽必烈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其实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之所以在十三世纪在蒙古征服以后还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保持最富庶、最先进的中心区域，这个与忽必烈的建树是分不开的。所以十三世纪的世界帝国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也是蒙古民族的，也是中华民族的，这两个题目实际上是一致的。

    下面我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忽必烈显著的扩展了中国的疆域，并对西南、岭北、东北实施了较直接的治理。这个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中国的疆域在元帝国，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这个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广袤，最显著的就是把西藏、云南、岭北、东北直接纳入了中国的版图，而且实行了比较直接的统治。具体治理我不再赘叙，我只谈一下自己的一点感受。三年前我去了一趟西藏，亲自考察了一下八思巴所在的萨迦寺院，实际上在元朝来说萨迦寺院就是吐蕃的首府，就是它的政治中心。我看了一下这个寺院，这个寺院据传是在忽必烈支持下建造的，是元代的建筑。当寺院里的喇嘛给我们介绍，说寺院里的十几根大树是从哪里运过去的，而且其中有一棵树是忽必烈亲自赠给的，当时我们感到很震撼，萨迦寺所在的地理位置达到海拔5000米，这么大的柱子当时怎么运到西藏的？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元帝国的统治力，其统治的程度之深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元朝通过政教合一的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现在看是落后的，但就当时来说，忽必烈运用的这个制度还是比较巧妙的，是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忽必烈通过扶植吐蕃地区相对弱小的教派，通过帝师和政教合一的制度把蒙古族、中原和吐蕃地区连接起来，这对当时有很大作用。包括后来的清代，用喇嘛教这个纽带把藏族、蒙古族、满族之间联系起来，这对于我们疆域的统一，尤其是对西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忽必烈确实给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第二点、忽必烈实施的内蒙外汉的二元模式独辟蒙、汉、回多元地区的蹊径。忽必烈的二元政策一方面吸收汉文化，同时又保留自己的蒙古旧俗。我觉得在他的二元体制中，蒙汉二者并不是对等的，平分秋色的，而是有主有次的，这个主次是相对于清朝的，清朝大体上实行的外满内汉，整个外形都满洲化，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超过了汉族的理解。相对于满族的二元模式，忽必烈的内蒙外汉的模式，实际上也被古老蒙古体的碑文所提到。我们过去都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好像完全采用汉人的符号，但是现在证明，蒙古人对大元的解释是：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从碑刻里可以看到，对外叫大元，但是对内的蒙古世界来说还称作大蒙古国，所以这个二元模式是忽必烈处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殊政策，这个政策模式在处理中国的北方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上是独辟蹊径的。实际上两三千年来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间实际上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拒绝汉化，这个大体上以契丹、北匈奴为代表；再有一种模式就是跟汉法接触以后完全汉化，都融到汉人里了。这是两种模式，但是忽必烈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二元：内蒙外汉。这种模式能够维系百年，即使失败了还可以回到蒙古高原，继续保持蒙古的共同体，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北方民族一个新的模式，这对于蒙古民族是有好处的，因为蒙古共同体还在。同时，蒙汉二元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也是另一种模式，无论融入还是退出，都要比北方再兴起来一个新的民族取代蒙古族的地位来说更好一些，毕竟蒙古族有一个在中原建立统一王朝的经历，这对中华民族的亲和力是有好处的，所以到了民国以后才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因此我认为内蒙外汉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

    第三个问题、忽必烈不嗜杀和安业立民的政策，保护了江南以富人为主导的先进的社会形态。我们知道蒙哥攻南宋时，把四川破坏的非常厉害，但忽必烈在灭亡南宋期间基本上是招降的和平攻势，打的只是两三个战役，破坏很少，而且他实行了一种安业利农的政策，这个政策看起来比较实用。因为蒙古人不屑于治理江南，江南天气炎热，他们水土不服，认为只要能在江南征上赋税就可以了。但恰恰就是这种宽松的政策保护了江南原来的富民社会、富民结构和富裕发展的路子，比较少的管制，恰恰延续了唐宋变革以后不易兼并的政策。总的来说对江南的社会经济基本上维持了好的局面，这样才能使中国在十三世纪以前和以后江南这一区域一直保持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商业还是对外贸易，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最富裕的中国的那一面，大体上这些财富都来自江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我们再往后看，为什么我特别提出保护江南的作用？朱元璋、朱棣在光复汉室政权方面是有功劳的，在恢复生产方面是有功劳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就是在江南实行了打击、抑制、破坏富人经济的政策，这实际上使得江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明前期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这样一比较就更能衬托出忽必烈保护江南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过去的思维大体是北方民族破坏经济发展，但是元明的历史真相却不完全是这样。中原和四川被破坏了，但江南恰恰被忽必烈保护了，破坏江南的其实是朱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所以这一点需要澄清，是蒙古族的我们就归结到蒙古族身上，不是蒙古族的我们还是要还给朱元璋父子。

    第四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忽必烈和元王朝把较多的主从、主奴习俗遗留到中国十三世纪以后的社会。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忽必烈一个人的责任，这是北方民族从契丹开始甚至于从更早的唐中叶开始，北方民族对于中原开始的新的一轮侵扰或者影响的产物。主奴习俗是中国北方民族所共有的一种关系。在元朝时候有一个文士，他说过一句话，意思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帝私属。元朝之前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讲的是“王臣”这个意思，但元朝这位文士的话却是典型的主从隶属关系，这种思想在无形中流传给了后世的中国。我记得有一位学者曾在他的关于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的论文里提出一个观点，元朝治国是家臣治国，家臣就是家奴，从这方面来说，跟原来的汉族社会不太一样，宋朝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宋朝的皇帝有这样的说法：“我朝与士大夫共同治天下”，但是到元朝以后成了皇帝和家臣共治天下，而到了明朝的时候，像朱元璋父子实际上还是以家奴治国，虽然也用一些士大夫，但是宦官实际上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宦官是阉了的家奴，凌驾于士大夫之上，支配士大夫。而士大夫本身也有奴化的表现，明朝的廷杖就说明了这一点。过去是“刑不上大夫”，但到了明朝被廷杖之刑打死的士大夫却有很多，而士大夫居然可以忍受，可见当时士大夫的奴化还是比较显著的。这种现象从社会关系来说是和元朝“普天之下莫非皇帝私属”的思想分不开的。

    最近我也看了一些明史的文章，朱元璋居然有这样的话，“有田就有税，有生就有役”，普天之下谁都得给我朱氏王朝服役、当差、交税，这和元朝本质上是相同的。虽然今天主要是讲忽必烈对历史进程的积极意义，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些。

    归结以上这四点，我就得出一个看法，我们过去看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讲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讲到成吉思汗时说“只识弯弓射大雕”，我觉得这个对成吉思汗来说可能是贴切的，但是对他的孙子，蒙古国第五个大汗忽必烈来说就不只是这样了。忽必烈在治国方略上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武功可能超不过成吉思汗，也超不过汉武帝，但在文治上就可能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媲美。我觉得忽必烈对中国历史来说确实是立了功的，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基本上起到了一个促进者的作用。
（本文根据讲话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