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
       青春与诗歌万岁！

    传承：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文学的年代，也是《草原》杂志的辉煌时期，《北中国诗卷》刊发了不少优秀的经典的诗歌，能否讲讲它的缘起？

    赵健雄：首先我想说，自己显然已不大适宜来谈论这些问题，因为有二十多年与诗歌无缘，尽管此前热爱过诗歌，也是久远的历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真是一段精神创造如花灿烂的岁月，物质生活仍然贫乏，人们内心却充满勃发的热情，而诗歌既是容器，也是外泄的通道。

    我是1984年底文学研究班毕业后到《草原》的。正逢国内新诗潮兴起，当年的所谓朦胧诗如今已被称为“经典”，那时却还只能在地下流行，登不得大雅之堂。

    说到《北中国诗卷》的做法，那是受了杨滔的启发，现在已少有人还记得这个入藏工作的四川诗人，1985年1月由他创刊与执编的半官方杂志《拉萨河》（似乎是市文化局的内部刊物）出了诗歌专号《珠峰诗卷》，令人耳目一新，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地处偏远，不在政治中心，因此能够突破一些局限。

    《草原》也有类似优势。我们决心利用这种优势。

    《北中国诗卷》于1985年下半年推出，这当然得益于陈广斌主编的支持，尽管他自己的审美比较传统，却能够容纳新潮的东西，这不容易。也因为当时内蒙古诗歌界相对开放的空气，老诗人安谧创新劲头十足，一言九鼎的贾漫先生对年轻人关爱有加，即使诗歌观念与当时的我们有距离甚至冲突，却始终支持诗卷的工作。其时张廓执编《内蒙古青年》，叶文斌虽属借调，却在《草原》发挥着很大作用，《包头文艺》则有张之静，都是一些眼界宽阔、有追求的编辑，共同形成一种开明的气氛。即使宣传部领导，像分管部长扎拉嘎胡，尽管没有正面声援，但对我们的做法也是暗中支持的。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是弄不出一份颇具先锋性的刊物来的。

    开始时，作为专刊的《北中国诗卷》一年两期，后来出到四期，影响远播，乃至有一个时期我自信地说，凭着自己是《草原》编辑，即使走到再偏僻的县城，也能找到同道。这话套用了许多年以前人们对《国际歌》的说法，但没有过分夸大。
 
    传承：诗卷为内蒙古培养了很多诗人，如今他们的状况如何？

    赵健雄：《北中国诗卷》的确集合了一个作者群落。但诗人并非培养所能成就的，而是应运而生。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些由诗歌而踏入文学与人生的青年，尽管有的以后很少甚至不再写诗，却成了自治区文学与文化的中坚力量，像尚贵荣、阿古拉泰等。也有些后来离开了内蒙古活跃在各地，仅北京，据我所知，就有《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主编杜涌涛，《中华读书报》编辑、著名书评人康慨、《中国老年》执行主编哑樵，《中华工商时报》编辑、早逝的张伟等等，另外默然在西藏，田炳信在广东，方燕妮与王阔海在海南，都各有一方天地。他们都是从草原走出来的。

    传承：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文学青年来说就是一个诗酒江湖，很多人拿着手稿跨州过县来以诗会友，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学风潮，那么有没有诗人来过《草原》？或者说，来《草原》的诗人中你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赵健雄：那时没有公款吃喝， 对来《草原》的诗友，一般由编辑自己掏钱请他们吃一顿简单的饭，或者介绍一个便宜的旅店。

    北岛新婚不久就偕妻子邵飞来过内蒙古，曾到我借居蒙专的平房聚饮。北岛是个细心人，记得还带了两瓶好酒，一瓶古井贡，一瓶竹叶青。那天大家成箱地喝啤酒，只有阿古拉泰独自喝光了古井贡，而从来不收藏什么东西的我，居然把那瓶竹叶青一直留到现在，成为真正的陈酒。前些年暗中有个想法，可以在庆祝北岛获某个重要文学奖时邀同好来喝掉它，现在看来没戏了，也就更没有了喝掉的理由。借着酒兴，那天大家唱了半夜老歌，北岛也兴致盎然。后来我在《中国青年报》写人物专栏，讲到此事曾分析这种看来像是奇怪的精神悖离现象，发觉“声音要比别的东西更沉潜在人的意识底层，甚至终身难以消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这也是一代人的宿命，即使最坚决的叛逆者仍不能不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和限制”。

    这恐怕是非亲历者难以体会的。

    很多诗人来过《草原》，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尽述。

    传承：上世纪八十年代《草原》发表了很多外省诗人的作品，而且在那个时代文学几乎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形成了一个浑然的空间；反观现在，好像不少刊物又在大量刊登本地作者文章，我想就这个听听你的看法，究竟是那个时代无限制，还是诗歌这种特殊文体无限制，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赵健雄：那个时代也是有限制的，地区刊物传统上一直把培养本地作者当作重要任务，这并不能说错，《北中国诗卷》也很注意发掘本地诗人。只是并不拘囿于此，主观上有个想法，就是尽量容纳更加丰富的内容，这既是从表现流派上而言，也考虑到突破地域的限制。
 
    传承：如果让你用最有限的词语来描述一下诗歌，你的答案是什么？

    赵健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诗歌只是文字特殊方式的排列。有各种各样的诗歌，它是什么样的，就看写它的是什么样的人与拿它来做什么。
 
    传承：诗歌在生活之中还是在生活之上还是在生活之外？抑或三者皆是？

    赵健雄：诗歌当然可以与生活融为一体，也可以只是案头的游戏。
我喜欢与离开诗歌，便与它不同的特点有关。在觉得只有投枪与匕首才过瘾的时候，便不再写诗了。
 
    传承：在诗歌界有着大量的民刊，内蒙古也有《坚持》之类的，在你负责《北中国诗卷》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民刊？你认为有没有高水平的民刊？

    赵健雄：更早些时候就有民刊了，文革之后，《今天》就是民刊。到我编《北中国诗卷》时，民刊已经盛行，譬如南京的《他们》，四川的《非非》，上海的《大陆》，杭州的《诗交流》等，几乎遍及各地，编辑部经常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诗歌民刊。

    民刊更少受拘束，往往更具先锋性，某种程度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官刊则可能把一种先前不被接受的东西引入主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先锋性难免受到折损，却扩大了新诗潮的影响。

    当年《草原》的贡献正在于此。
回过头去看那一代诗人，包括后来颇负盛名的北岛、海子等等，差不多都在《草原》发过作品甚至发过许多作品，一个边远地区的刊物，本来影响有限，那些年却因此多少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传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内蒙古是全国诗歌繁荣的重要地域之一，对那一段时光，您是怎么看的？

    赵健雄：当年的内蒙古更像一块诗歌集散地，这与商品经济初期的浙江义乌有点相仿，都并非最适宜的地点，却在特殊背景下成就了相当程度的繁荣。

    雁北与阿古拉泰主持的《诗选刊》、《草原》的“北中国诗卷”，有一段时间，黄彦打算把《诗探索》也弄来，而且谈得差不多了。如果一切顺利，无疑那将形成真正的诗歌重镇，就像义乌，尽管如今经济格局完全变了，仍保持住自己小商品交易中心的地位，并且具有了某种世界性。

    但《诗探索》随后并没移师青城，我在《草原》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走了，不久雁北早逝，黄彦也去北京谋职。而所有这些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则是时代变了。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后诗歌时代，经济至上，文化则不免沉沦。

    回顾当年，内蒙古诗坛最值得后人记取与让同道羡慕的，是诗人之间的团结奋发。观点可以不同，甚至彼此对立，却并不影响友情。大家始终能够交流与研讨。这种局面似为国内仅见，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传承：上世纪八十年代内蒙古的诗歌界出了很多诗歌新锐，他们的成长以及脱颖而出与《北中国诗卷》有着密切的关系，您能否谈谈他们的创作态势和特点？

    赵健雄：我想用挂一漏百的方式说说至今留在自己印象中那个年代的青年诗人，只说他们的名字，不谈具体作品，因为那已经做不到了。

    由东而西，他们是：呼伦贝尔的成子，哲里木的白雪林，赤峰的鲍尔吉·原野、独桥木与哑樵，乌兰察布的蒙根高勒、温古，呼市的尚贵荣、张天男、蓝冰、雁北、默然、阿古拉泰、南鱼、方燕妮、博尔姬·塔娜、梁彬艳，包头的白涛、蒙原、杨挺、梁梁，伊克昭的杜涌涛、王开，阿拉善的郭春浮、洛兰等。

    当年，他们大笔如椽，诗歌的光芒不止照亮过塞上，还在中国诗坛留有自己的印记。

    传承：有人说现在是诗歌没落的年代，同时又因为网络的兴起，让诗歌以网络的面目呈现了极大的辉煌。

    在内蒙古还有不少人在坚持诗歌创作，坚持自费出版诗歌民刊，举办诗歌那达慕……这种坚持和追求是不是可以看做一种精神的力量？

    赵健雄：我敬佩那些至今仍在“坚持”的人们，并且自愧不如。但最好的状态恐怕还是浑然不觉地浸溺其间，而全无着力的感觉。可惜中国社会普遍的浮躁与高度物质化，正在消灭诗歌滋生的土壤。

    但诗歌肯定是消灭不了的，几千来的战乱与兴替都没有消灭它，甚至有人说：忧患或愤怒出诗人。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诗歌是种自足的精神活动，网络兴起显然为此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传承：您觉得在诗歌精神和诗歌文化方面，我们应该传承的是什么？

    赵健雄：诗歌与一切艺术一样，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没有比张天男更能说明这一点了，称他为那个年代仅存的硕果也许有点夸张，但他确是把当年的诗歌精神及和诗歌有关的生活方式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天男写新诗出名，这些年来，在旧体诗上也取得长足进步。我称他笔下“有千古唐音，足以平视乃至傲视古往今来的群雄”。而偶写新诗，仍有强大的冲击力。

    其实诗不分新旧，只有好坏。这是我当年不怎么明白的，现在想来感到非常惭愧。
 
    传承：内蒙古诗歌无论是蒙文诗歌创作，还是汉语诗歌创作，您认为该做哪些努力？

    赵健雄：除写在纸上的诗歌，还有活在声音中的诗歌，诗是用来歌的，自古如此。目下的流行歌曲不就是口头吟唱的诗吗？

    不管用汉语传唱，还是用蒙语传唱，近些年内蒙古的流行音乐在国内一直实力超强，从早期的腾格尔到眼下正红的凤凰传奇，包括杨坤、零点、黑骏马、额尔古纳、杭盖乐队、直到说唱组合MNT、PTS等等，许多优秀歌手都承继了塞上的诗歌精神，并把它发扬光大，就传播而言，远远超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影响范围，甚至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覆盖面，这是让人非常高兴的。

    精英诗歌当然应当发展，事实上也在发展。偶尔看今天活跃的一些年轻诗人的作品，创造力一点不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差，内蒙古诗歌新的希望，至少一部分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传承：呼和浩特、“北中国诗卷”这些意象都联系着您的青春岁月，您对那一段岁月的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赵健雄：我爱草原，我爱呼和浩特，诗歌与青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