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在草原的天空上回响 
                           ——对话杨玉成

Q=《传承》
A=杨玉成

Q:在中国北方的科尔沁大草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伴着传统的乐器说唱古老的故事，人们称他们为胡尔奇。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都是靠他们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他们。

A:凡是手执胡尔（胡琴）表演音乐（包括说唱、演唱、演奏）的职业或半职业民间艺人均可称为“胡尔奇”。建国后，政府通过签发“胡尔奇证”来对民间说书艺人进行统一的组织管理。故“胡尔奇”一词逐渐成为胡仁•乌力格尔说唱艺人的专称。即“手执胡琴表演音乐的职业或半职业民间艺人”。
在科尔沁地区，人们把英雄史诗（陶力，tuuli）称作“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蒙古语“蟒古思”意为“魔鬼”，“乌力格尔”为“故事”，“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即“魔鬼的故事”。内容讲述受命转世下凡的英雄，历经千辛万苦，消灭恶魔，保卫家园的故事。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艺人，民间称“蟒古思奇”（manggusci），又称“抄儿奇”（cogurci），用抄儿（cogur，一种类似于马头琴的民间弓弦乐器）伴奏进行说唱表演。

Q:胡尔奇融入科尔沁民俗生活后，对蒙古族伦理道德产生了什么影响？

A:艺人和民众都习惯于用故事中的某一特征来象征生活事实，而达到避祸求福的目的。被当作象征符号的特征因素，有时是整个故事，有时候是故事中某一因素或情节单元，有时候是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候是故事人物的某一特征。总而言之，曲目对生活事实的象征意义是从它所表达的故事内容和思想意念中延伸出来的。在艺人和观众共享的范畴里，演述艺术被赋予了符号寓意，从而把故事的意义转换成为生活的寓意。

Q:在胡尔奇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有哪些？

A:胡尔奇的知识和技艺是通过传承而获得，也是通过传承得以延续。
学习说唱，民间叫“hugurci surhu”，意思是“学胡尔奇”。一个人作出将来当一名胡尔奇的决定，通常都是独立、理智、自愿的，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喜好和兴趣有关。不过，要做胡尔奇，最重要的前提是学习者自身的条件是否符合从事这一职业。其中，身体健康状况、语言能力、音乐资质、嗓子条件等，都是影响选择职业的主要因素。比如，他要无语言和听觉方面的障碍，没有影响拉琴的肢体缺陷等，一个小伙子一点点积累口头技法，一步步接近传统，最后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艺人，这过程本身就是他从一名普通的社会成员成长为特定的职业主体的过程。学艺既是一个知识和技艺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和文化角色的嬗变、重构的过程。无论是拜师学艺还是自学成才，他们的从艺过程都经历了从听众到学生，再有学生到艺人三个重要阶段。

Q:胡尔奇是如何进行知识和技艺传承的？

A:在口头世界里，没有一名胡尔奇是完全脱离于传统之外的孤立存在，他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艺都来自传统，而且这是要通过向前人学习而获得，因为在口头传统中“知识是体会出来的，而不是教授出来的”， 口头传承并不需要一对一的传授——习得关系。不过需要提出的是，与拜师学艺者一样，自学成才者也有具体的学习对象。其区别是：在拜师学艺者那里，学习对象和学艺者之间建立了师徒名分关系，其传授和习得是在师徒之间的面对面的互动中得以实施的。在自学成才者那里，又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学习对象和学艺者之间没有任何的教学关系以及师徒名分；一种是二者之间没有实质的教和学关系，但是有师徒名分；另一种是学习对象和学艺者之间有教和学的关系，但是没有师徒名分。

    所以说，在民间传承模式中，一次表演的场域，可能就成了一次 “课堂”，一次演出的表演者同时成了教师，一次技法的传授——习得可能就付诸于一次表演活动，一次的学习可能就是一次听赏活动。对于一个有志者来说，学习无处不在，知识之源是无限的。

   “一个歌手成熟的标志是他在传统之中游刃有余。”艺人阶段，他们已经能够把自己的思想表达与艺术形式相结合，能够熟练地建构诗行和故事。还能够根据观众的情况，熟练地调整演唱的长短，他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上，想尽一切办法来打动观众。在艺术方面更加精雕细刻，尽可能多找一些哲言、典故等，用到演唱当中，通过学习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加强演唱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有造诣的胡尔奇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模式，从而根据演唱的需要有意识地去编创一些新的演述因素。

Q:如果参加老人过寿、道贺新婚之喜、小孩过生日，胡尔奇要说唱什么曲目？

A:新房落成、乔迁这喜时要说唱《东辽》。据讲，在《东辽》故事中，薛仁贵立下大功后，唐王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因此在新房落成时说唱《东辽》，是用故事中的薛仁贵的新宫殿来象征新房。

    老人过寿要说唱《钟国母》、《全家福》等。蒙古族胡尔奇说唱《钟国母》时进行了渲染，把钟无盐描述成天女下凡、法力高强的神话人物，历经磨难，屡建战功而被尊为国母。因此，老人过寿说唱该曲目，一方面可象征父母的养育功劳，另一方面用神话人物来象征老人延年益寿。《全家福》是蒙古族文人喇嘛恩克特古斯创作的“唐五传”之第二部，讲述的是唐皇李天与其胞弟李平失合而发生争战，最后兄弟化解矛盾，合家团圆的故事。

    道贺新婚之喜时要说唱《五龙活宝酒盅》。故事中的青年主人公，男对佳女、女配子，结局大团圆。新婚之喜说唱该书，一方面祝福新人相亲相爱、和睦美满，另一方面鼓励年轻人执着诚信、进取上进。

    小孩过生日是要说唱《张延四书》。该书又名《白玉露画画》，讲述清代没落商人之后张延从小苦读四书五经，历经艰难最终考取状元，并与失散多年的指腹婚妻子白玉露团圆的故事。说唱这本书，意在用故事中张延的成才经历和成就作为象征，来祝愿小孩茁壮成长，长大后功成名就。

    总之，在寿辰庆典上忌讳说唱悲怨、杀戮等内容的曲目。

Q:有一种说法：蟒古思因•乌力格尔书目与佛经一样具有消灾驱邪的功效，演唱一部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曲目，相当于请喇嘛念诵了一部经书，这种情况是否真实存在？

A:目前，科尔沁民间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演唱传统习俗基本消失。但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要先由请书人拿着哈达和礼物到艺人家里，说明来意；经艺人同意后先将艺人的抄儿“请”到家里，置于佛龛旁，以香火祭品供奉之；艺人择吉日到请书人家里。到了晚上，艺人洁口净手，烧香念咒，设祭坛，到村子四周向四方神圣祈祷，然后进屋，面朝南方端坐于摆放白食（cagan idegen，奶食）的桌子前，开始说唱史诗。
在一些没有喇嘛和孛额（萨满）的地方，当人们遇到困难时，的确是请史诗艺人来演唱史诗，从而达到禳灾祈福的目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不能随便演唱的，只有在家里有疑惑之事或五畜流行疟疾、人遭飞灾横祸时才请艺人来演唱。
蟒古思因•乌力格尔讲述的大都是镇压妖魔鬼怪的故事。很多人认为演述故事能够请来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帮助他除魔革恶。

Q:胡尔奇在书前书后都要进行一些简单的仪式，向书中神灵或故事人物的亡魂祈祷，以示尊敬，祈求保佑，是这样吗？

A:与蟒古思因•乌力格尔相比，胡仁•乌力格尔的演述虽说已经有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但是受史诗演述观念的影响，过去一些胡尔奇在书前书后是要进行一些简单的仪式，向书中神灵或故事人物的亡魂祈祷，以示尊敬，祈求保佑。特别是一些神怪故事曲目的演述，仍然受到宗教禁忌观念的制约。比方说，在民间意识中，像《封神演义》、《钟国母》、《八仙过海》、《四姐百花》等曲目是不能随意说唱和赏听的。胡尔奇把这类曲目称为“哈图•乌力格尔”（hatagu üliger，“哈图”意为“硬的”，“坚硬的”），意思是说这些曲目是不同于一般曲目的“严正”曲目。原因是这些曲目中涉及到了众多佛圣神怪，叫错他们的名字或说错其所作所为，就会触怒神灵、惊动魔怪，从而给说唱者和听者带来灾祸。据一些老人讲，历来说唱《商朝》的胡尔奇很少，原因就是《商朝》不但故事情节复杂，而且故事中的神仙繁多，不易记忆，特别是《商朝》结尾之处有“姜太公封诸神”一段情节，万一张冠李戴，故事中的神怪会作祟蛊害，这对说唱者和听者都是大大的不吉的。

Q:草原上有没有说专门说鬼神的胡尔奇呢？

A:西日布胡尔奇和他的师傅扎那胡尔奇，都是以擅长说唱《封神演义》而蜚声科尔沁草原，甚至被人美誉为“封神演义胡尔奇”。西日布老人说，他和师傅扎那都知道说错《封神演义》会对自己不好，但是他们在说唱该曲目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不过，据当地青年宝龙讲，即便是现在，还有许多当地老人在收听《封神演义》时，仍要整衣敛容、烧香拜佛。 可见，现代民众对“哈图•乌力格尔”的看法是因人而异的。

Q:胡仁•乌力格尔对近代民众意识形态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A:萨满教的神物叫翁贡（onggud），是一种形似小偶人的精灵。其形状有人形，高约6～9厘米，宽约3～4厘米，多由青铜或生铁铸成，也有以石、金等作为材料。蒙古萨满认为，翁贡与人一样具有魂灵。不同的是，翁贡不是像人那样有“三魂” ，而只有一魂。平时，灵魂并不在身上，只有萨满作法时可将其唤来。魂灵上形后的翁贡，具有了生命体的力量，可以替萨满做找东西、打酒或者对某人做蛊等各种事情。传说认为翁贡源自唐朝，在一首萨满神歌中唱道：

本自唐朝起，
翁贡始周游，
辽阔草原上，
往来又倏忽。

    有意思的是，科尔沁萨满把这种“翁贡”起源说与胡仁•乌力格尔曲目《东辽》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接合起来，说“翁贡”起源于唐朝李世民时期的科尔沁地区。李世民册封蒙古翁贡，王金和成众翁贡之首的传说，目前已经成为近代科尔沁萨满所普遍认同的宗教史内容。李世民、徐茂功、王金和是唐初历史真实人物，也是《隋唐传》、《东辽》等胡仁•乌力格尔曲目中的故事人物。但李世民封蒙古翁贡、王金和成众翁贡之首的内容，却是原来小说中所没有的。显然，这段内容是《薛仁贵征东》的故事传入蒙古地区后，由萨满或胡尔奇加入的。可以说，这些人物是通过《东辽》这一曲目，被广大的科尔沁民众所熟知的。自清代以来，科尔沁萨满教在佛教势力的压力下，在其自身体系中纳入了大量的佛教因素，与此同时随着东蒙地区蒙、汉、满民族文化的交流，融进了不少异族文化的成分。虽然这只是一则传说，不足以信为历史事实，但这却是古老的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在异族文化的影响下发生自身嬗变的重要例证。应该说，这其中胡仁•乌力格尔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