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汗
传统文化的保护者
                                                        撰文 / 乔 吉

    公元13～14世纪，在长城以北草原上居住的游牧蒙古人依靠金戈铁马，似旋风般跨越了历代中国王朝的巨大防御线——草原民族习惯称呼的“万里长白墙”，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建立了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即元朝。这是草原历史发展的顶峰。

    随着蒙古人的政权在中原地区的确立和巩固，草原可汗们也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取政权，而稳固政权，还要靠文治。他们的文治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活，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文学艺术方面，都在世界上位于前列。就当时的宋朝来说，在文化上被人们一致公认为是在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朝代。宋代的文学、哲学和诗词繁荣发展；绘画和瓷器成为现代博物馆中最珍贵的陈列品。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灿烂时期。

    我们不甚了解元世祖忽必烈的汉文化修养，但知道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是令人敬佩的。他加强了自唐以来中国传统的翰林院，建立翰林国史院，普及省级学府，兴学立教。他还提倡白话文，因为对于学习汉语的蒙古人来说白话更容易理解。结果白话文渗透到元朝文学，成为通俗艺术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繁荣。元代是中国戏剧繁荣昌盛的时代。忽必烈知道在富有传统文化的汉人眼中一位好皇帝（可汗）应该是国家文化的保护者和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因此，在整个元一代，忽必烈可汗宽容文人学士的活动，与许多历代王朝不同，从未兴过“文字狱”。这种情形导致了文学和学术表达形式更为自由，文人学士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结果在文学作品中，各阶层人物的生活都可以成为充分利用的素材。然而，到了明清两朝文人学士们对此不感兴趣，因而，许多作品就这样丢失了。

    忽必烈还制定了一项坚持蒙古传统文化，接受汉族习惯和力求广泛性的文化政策。对于蒙古人来说，他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执行者。元宫廷仍然保留了蒙古人传统庆典仪式和习惯，如按照蒙古风俗祭祖先、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仪式向长生天挥洒牝马乳汁进行祈祷，举行传统打猎活动等等。

   对于汉族，他也承担起传统艺术的保护角色。如他出面资助绘画界，像赵孟那样的大画家，虽为宋朝宗室后裔，但忽必烈把他召到大都，任高官，后来升为翰林学士承旨，以一南人而官至一品，在当时是极罕见的宠遇。赵孟觉得可汗们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作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主题和旋律，因此，一些出色的中国画就出于这个时期。赵孟成为元代画坛的领袖。

    忽必烈汗在世时已经认识到，如果他的继承者们要继续统治全国，那就必须需要懂得更多的中国文化及其传统性，而不是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上。他为教育好皇太子真金，请来了精通传统文化的一个蒙古人和一个汉人教师，对他进行教育。这一举措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至少有两个皇帝，即元仁宗普颜笃可汗和元文宗札牙笃可汗在元代历史上扬名为通晓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其得到保护、发展和繁荣的来自草原的最博学的可汗。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年），初定太庙七室之制后，三年秋九月，始作八室神主，设祏室，冬十月太庙建成。命平章政事赵壁等集议，制尊谥庙
号，定为八室。列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圣武皇帝、皇祖妣光献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术赤、皇伯妣别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台、皇伯妣也速伦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荘圣皇后第六室，定宗简平皇帝、钦淑皇后第七室，宪宗桓肃皇帝、贞节皇后第八室。“十一月，奉安神主于祏室，岁用冬祀，如初礼。”初礼，包括“凡事以西为上，以次而东”。这是蒙古人尚右“国礼”的一种表现。这种八庙制，在蒙古人中间一直延续到最近。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八白室，形式上采用了八庙制忽必烈赞同用传统的中国方式记载元朝历史的建议，这也使他得到儒士的赞同。儒学重视过去，强调利用历史经验指导行为，所以它为这种官方认可的编年史工程提供了依据。1261年8月，儒家学者王鹗（1190～1273年）建议收集辽朝、金朝以及早期的蒙古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还建议朝廷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国史院以搜集记录并且撰写辽史和金史。忽必烈表面上没有汉人对编写历史的热情，然而批准建立国史院，这是另一个他希望获得
儒士赞同的决定。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族儒家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中国历代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汉式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是于1271年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卦辞，另建国号为“大元”。后元文宗官修《经世大典》，《序录》称：“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制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保护了蒙古民族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某些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也竭力维持文化多元性。他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功。至于他的宗教政策，忽必烈面对不同的民族则有不同的表现。

    忽必烈还采取积极措施保存蒙古礼仪和风俗，这主要表现在定期举行的蒙古传统仪式上。每年八月，在离开上都前往大都度过秋冬之前，他都会举行酹洒马奶的仪式。这种仪式由四个萨满共同主持，据说能保证来年的好运气。牺牲则包括马和羊，仪式中要祝天，呼唤成吉思汗的名字，酹洒特殊的马奶等。忽必烈以此表示对其祖先的敬仰，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在将来的日子里得到好运气。每年年末举行的仪式则是为了驱走他们的坏运气。致祭者向一个稻草人和稻草狗射箭，前者代表蒙古人的敌人，而狗则是一个吉祥符号。然后，萨满为人民的幸福和解除人民的痛苦而祈祷。

    在忽必烈出征作战之前，他会酹洒忽迷思（马奶酒）祭天，祈祷上天帮助他战胜敌人。萨满则念咒祈求上天护佑。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一直坚持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奠山川和林木的仪式。对狩猎的迷恋也许是忽必烈坚持蒙古生活方式最显著的标志。忽必烈把狩猎季节从秋季改到春季。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狩猎时总是有受过训练的狮子、豹子和猞猁伴随，他用这些野兽追猎野猪、野牛、熊以及野驴等等。他还带着五百只鹰隼抓捕天空的飞鸟。大批鹰户、猎户和士兵作为扈从参加了忽必烈的狩猎活动。忽必烈自己总是坐在四象承之木楼车里，边放鹰边观望这一独特的狩猎活动。

    忽必烈对蒙古传统习惯的坚持还表现在实质性的方面。蒙古妇女保留自己的权利；她们没有采用汉人的缠足风俗。只娶蒙古女人为正妻，并努力保持蒙古人的婚姻价值观。许多蒙古人继续穿着本民族的毛皮服装，当然，忽必烈也经常穿一穿典型的中国皇帝服装。每年在忽必烈的生日和新年开始，都要举行盛宴，宾客们几乎吃喝无度，也让人回想起游牧人的庆祝方式。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数以万计的客人出席
了这些持续时间颇长的庆祝活动。

    据中外史书记述，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以后，蒙古族开始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现在称作回鹘式蒙古文。其字母读音、拼写规则、行款都跟回鹘文相似。这种文字至今为止仍然是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元世祖忽必烈1269年颁行“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今通称“八思巴文”）后，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元代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逐渐通行。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制新文字。初称蒙古新字，不久改称蒙古字，现在称八思巴文或方体字。1269年忽必烈颁诏推行。

    元王朝灭亡后逐渐被废弃。八思巴文按忽必烈的规定，是“译写一切文字”的，曾用它书写过蒙古、汉、藏、梵、维吾尔等多种语言。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组成，也有少数梵文字母，还有几个新造字母。字母多呈方形。字母最初为41个，后陆续增
加，据现存资料归纳，包括各种变体有57个。

    现存八思巴文资料中，译写维吾尔语、藏语和梵语的很少，译写蒙古语和汉语的较多，其中包括元朝官方文件的原件、碑刻、印章、牌符、钱钞、图书、题记等对汉人来说，他则充当了汉族文化艺术和农业生产的赞助人和保护者的角色。他给一些汉人画家、陶瓷工匠以及其他工匠尽心照顾，给予汉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按照自己民族传统进行创作尝试的自由。他经常自比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唐太宗，因为他充分地认识到，这样的联系将会改善他在汉人心目中的形象。

    忽必烈经济规划的关键是劝农。当然，劝农措施并不一定表明忽必烈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不过，对忽必烈而言，假如不能适当的扶持农民，汉地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1261年，他创建了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1270年（至元七年）二月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忽必烈时期元代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做都水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到忽必烈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忽必烈执政时期，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这种纸币大批制造后，便流行在大汗所属的国土各处，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所有百姓都毫不迟疑地认可了这种纸币，他们可以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到任何物品。

    忽必烈的所有军队都用这种纸币发饷，他们认为它与金银等值。由于这些，可以确切地承认大汗对于财产的支配权比世界上任何君主都要大。元朝廷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阴”。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史家评论为忽必烈时期驿站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除了接待来往的官员和外宾，驿站也用作的客栈。到忽必烈统治末期，中国有一千四百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匹大约有五万匹、黄牛八千四百头、骡子六千七百匹、马车四千辆、小船将近约六千条、狗两百只、绵羊一千一百五十只。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来往人们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理想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的协助下一天内能跑四百公里，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忽必烈执政期间商贾也相当兴旺发达。看以往历史，历代朝廷时不时会对商人施以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中也有人反对贸易活动。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偏见，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这些商贾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以及其他香料等。元曲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巅峰，至少有一百六十种元代戏剧本剧存留下来。戏子在过去总是被看做社会的贱民。而在元代，至少在忽必烈执政的年代他们的地位很令人羡慕。元朝的统治者“似乎把艺人视为对实现他们的某种计划非常有用的人”。在
忽必烈甚至他以后的时期，以家庭为单位的马戏团经常周游各地，演出各种各样的节目，包括唱戏、舞蹈、哑剧以及杂技等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表演。

    这些节目的风格包括了小品，并穿插有歌舞。“公案剧”是其中最流行的，但悲剧、喜剧以及其他剧目的创作也很盛行。

    忽必烈对元曲发展的贡献在于他为元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至少他没有试图阻挠元曲的发展。他知道，在汉人心目中，一个好皇帝应该促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因为戏曲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中国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由于忽必烈
一贯强调在写作中使用白话文，他促进了这种戏曲的发展，因为提倡使用白话正是元曲的特点。忽必烈下令在他的皇宫中演出戏剧，并且亲自观看。他没有干涉或限制剧作家的自由创作活动。

    忽必烈也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保护者。征服南宋后，忽必烈把宋朝皇家绘画收藏品运到大都，有几个汉人鉴定家进行编目。南宋的绘画成了他个人收藏的基础，以后又不断增加，因为他赞助了几位画家，并收购他们的绘画。忽必烈及其后裔非常珍惜国画，他们共同保存了国画精品。元代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画家。

    忽必烈培养和支持了一批优秀的画家。如赵孟（1254～1322）、高克恭（1248～1310）、李衎（1245～1310）、鲜于枢（1257～1302）等四位画家是为忽必烈汗担任高级职务的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忽必烈为了得到这些艺术家，派遣使者去寻找他们。如，在1286年，他派遣儒士程锯夫前往江南行省的吴兴捜罗人才。程钜夫带来了后来的大画家赵孟。

    忽必烈吸引儒士还有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自己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他鼓励翻译的著作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书经》和《大学衍义》等等。其中《大学衍义》这部著作是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翻译这些著作，言外之意，就是向汉人儒家表示，忽必烈是尊重儒家思想的，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皇帝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礼仪活动。忽必烈在太庙中为自己的祖先设立了牌位，修建了孔庙，为土地和山川修建了祭坛。

    忽必烈之后在元朝的诸可汗中，文宗可能是多才多艺，最博学的人物。他统治期间，恢复传统文化的活动兴盛起来，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奎章阁”。它的中心职责是把汉文典籍翻译成蒙文，同时也是一个专门进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学府，这里汇集第一流的画家、书法家；在这里还有许多蒙古人和中亚人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并开始用汉文写作，产生了中国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奎章阁的学士们还编纂了元朝制度的巨大百科全书《经世大典》，成为研究元代社会文化的传世资料。元仁宗普颜笃也是博学多才的可汗。他下令用蒙文翻译和出版了很多儒家经典著作，将传统的中国经典著作传授于蒙古人中。仁宗执政期间恢复科举考试制度，既有传统文化意义，也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应被看作施行平等任官机会的汉人观念和作为草原出身的可汗们的社会政治之间的结合。这两位可汗就是继忽必烈汗之后在保护蒙古和汉族的传统文化方
面有所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