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冠博带聚滦河——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
                                                           撰文/班布尔汗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龙兴之地”，这并不是仅指其起源于此，更因为这里是一个王朝走向辉煌所需种种要素的孕育之地。其领导者要在这里锻炼、成熟，去具备作为一个王者所应该具备的一切，而辅佐他成就功业的文臣武将也要在这里聚集，组成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智囊团和人才库。

    蒙古帝国的龙兴之地无疑是斡难河，也就是今天蒙古国温都尔汗市东北石勒河的支流，现在的名字叫鄂嫩河。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也是初步崛起时的大本营。在走出蒙古高原杀向世界之前，成吉思汗就是在这里聚集了众多猛将谋士，蒙古人、回回人、契丹人、畏兀儿人中的精英簇拥着一代天骄一步步将籍籍无名的小游牧部落经营成震撼世界的铁蹄洪流。

    但对于大元王朝来说，其“龙兴之地”却是在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地方——“金莲川”。

    金莲川地处正蓝旗闪电河（也称滦河）沿岸，原名为曷里浒东川，其地“龙冈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都东北不十里，有大松林，异鸟群集，曰察必鹘者，盖产于此山。有木，水有鱼，盐货狼籍，畜牧蕃息，大供居民食用。然水泉浅，大冰负土，夏冷而冬冽，东北方极高寒处也”。 是绝佳的避暑胜地，辽代时便是皇帝和达官贵族们的游猎避暑的所在。到金代，金世宗完颜雍选择夏宫时，来到此处，看到茂盛的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中，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 故将“曷里浒东川”更名为金莲川，在这里修建了凉陉离宫。

    北方的游牧民族都不喜炎热，即使占据了富庶的中原，也要在故乡草原找一处避暑之地，契丹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是如此。这金莲川后来便在忽必烈时代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名为“开平”，元朝建立后，成为两都之一的夏都——“上都”。当然，忽必烈刚来到金莲川时，是要经这里经营成为自己的根本之地，而并非仅是避暑的别墅。

    1251年，36岁的忽必烈被刚成为蒙古帝国第四任大汗的大哥蒙哥任命主管漠南汉地，驻帐于“爪忽都之地” ，也便是金莲川。

    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希望继承者能够“甚肖朕躬”。而蒙古帝国继成吉思汗之后的可汗，要说最“肖”他的，恐怕要算两任之后的蒙哥汗了。他性格“刚明雄毅”，年少时便很受窝阔台汗的器重。在母亲的精心操作以及叔伯哥哥拔都的鼎力支持下成为可汗后，立即便扭转了财政窘迫、政出多门、中央软弱无力的局面。不但控制滥赏，整顿财政，而且事必躬亲，“凡有诏旨”，“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很快，窝阔台汗晚年和贵由汗时代衰微的汗权得以巩固，蒙古帝国再次焕发了成吉思汗时代的雄浑之气。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忽必烈是蒙哥的弟弟们中最年长和最有能力的，自然被委派掌管帝国领地内最富庶的漠南汉地。不过，蒙哥汗是个“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的人物，对于祖父传下来的蒙古传统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不愿意接受任何被征服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影响。而他的二弟忽必烈，却与之完全相反。

    拖雷的遗孀，蒙哥和忽必烈的母亲嗦鲁和帖尼作为丈夫去世后拖雷系的大家长，不但保住了拖雷的遗产，使儿子们茁壮成长，还敏锐的看到了传统的蒙古法制已不适合统治汉地。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汉人的重用。当时，河南藁城是拖雷系的采邑地，而藁城也有着著名的董氏家族。董氏家族的家长董俊早年便投降蒙古，在灭金战争中立有大功，被木华黎封为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董俊有九子，分别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其中董文用学问很好，文武双全，被嗦鲁和帖尼专门卓拔重用，所谓“时藁城奉庄圣太后汤沐，庚戌太后使择邑中子弟来上，公始从忠献公谒和林城。”

    母亲的作为没有能影响蒙哥，但却深刻影响了忽必烈，这个生在草原长在马背的王子开始倾心于汉法，将唐太宗李世民看做自己的偶像。李世民在成为皇帝之前，便广揽天下贤士为自己所用，忽必烈非常向往：“上（指忽必烈）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喜而慕焉。”
既然“喜而慕焉”，自然要有样学样，忽必烈“始居潜邸，召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幅奏，争进所闻”，在他身边“论定大业，厥有成宪”，从而聚集了一批“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 ，形成了日后“金莲川幕府”的雏形。

    叶子奇的《草木子》在说忽必烈重用汉人儒士时，指出“大抵北人性简直，类能倾心听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赖姚枢牧庵先生，许衡鲁斋先生诸贤启沃之力，及施治天下，深仁累泽，浃于元元。” 以姚枢、许衡作为例子。不过，许衡虽然是当世大儒，北方读书人的领袖，但要说在忽必烈身边，对日后“行汉法”，以及大元王朝的开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却是加上姚枢在内的三个人。

    其一是河东交城人张德辉，字耀卿，号颐斋，原在金朝在御史台衙门供职。金亡后，投到蒙古大将史天泽幕下，1247年成为了忽必烈身边幕僚。张德辉在面对忽必烈所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时，慨然答道：“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分之一，不过阅薄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这番话，可说是解除了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试想，金朝汉化很深，结果在蒙古的进攻之下几乎无还手之力，不把其灭亡和儒家学说分开，怎么会让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帮助治国呢？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因为“博学多才艺”而被忽必烈看重，从此留在忽必烈身边，备受宠信。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刘秉忠对忽必烈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这话千百年来一直为劝谏开国皇帝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话，对于武功极盛而文治极不足的蒙古帝国来说，更是至理名言。在日后众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刘秉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修建上都、大都，建年号“中统”，改年号“至元”，击败阿里不哥，定国号“元”等等，甚至每逢打仗、行军、用人，都要听取刘秉忠的意见，“唯朕知之，他人莫得闻也”。

    还有就是河南许州人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早年在杨惟中幕下，后被引荐给窝阔台汗。1241年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而走，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处寻访人才之时复出，投在忽必烈门下。他对忽必烈简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录为八目:日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远佞” ，更提出救治时弊的具体主张：立省部,庶政出于一途;举贤任能,慎重选拔,裁汰冗员；废除世袭,颂行奉禄;打击贪脏,广开公道;定法律,审刑狱,生杀大权归于朝廷；设监司,明黜陟,分辩善恶;定征敛,简驿传,减轻地方州县之负担；建学校,重儒学,培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搞好社会风俗；重农桑,轻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减轻民众负但；奖励耕织,抚恤鳏寡;推行屯田,以实边防；通漕运,广储蓄,以备饥荒；立平准,管物价等等。

    张德辉、姚枢、刘秉忠已经是在将忽必烈看作日后一个开国帝王来培养，而忽必烈也把他们当作自己日后的宰辅来使用。这看起来似乎并不现实，因为当时的情况来看，忽必烈完全说不上必然会有日后那么光明的前途。但在众多蒙古的贵族中，他是唯一一个对于汉法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借之成就事业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难以在日后的博弈中胜出，张德辉等人也必须一试。

    到蒙哥称汗，忽必烈出镇漠南汉地，当初那些还看似缥缈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来。无论是忽必烈本人还是身边的谋臣们，都开始加大积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对于人才的储备，更是四方延揽，不遗余力。很快，在藩邸旧臣的基础上，大批汉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莲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莲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证的有六十余人。除了先前所说的刘秉忠、张德辉、姚枢外，又有赵璧、王鹗、张文谦、窦默、许国桢、郝经、许衡、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焕等等。再加上一直充任忽必烈王府宿卫的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谒只里、昔班、阔阔等，形成了文武兼备的人才库。

    其中，姚枢、刘秉忠、张德辉、张文谦等人不但学识广博，而且足智多谋，是忽必烈的智囊；廉希宪、贺仁杰等人有勇有谋，是绝阵战场的帅才；阿里海牙等人武勇无双，是难得的悍将；赵璧、郝经、马亨等人善于理财，帮助忽必烈掌管钱袋子；王鹗、徐世隆等人文采飞扬，作文倚马可待，是忽必烈倚重的笔杆子；董文忠、高天赐、商挺、刘肃等人擅长理政安民，管理地方井井有条；还有许衡、窦默，不仅学问优长，还是大教育家，培养了包括忽必烈之子真金在内的众多各民族人才。

    尤为难得的是，他们很多人又是多面手，谋略、政务、军事、外交都有杰出表现。有他们在身边，忽必烈想不成就一番大事业也是很困难的。这些人日后在大元朝廷中“布列台阁，分任岳牧” ，成为蒙古帝国向大元王朝过渡时期的主要政治班底。

    依靠这些人才，忽必烈开始着手治理久被战祸所荼毒的中原地区，派杨惟中、高挺、史天泽、廉希宪分别管理邢州、河南、陕西等地，“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 1254年，在奉命攻灭大理国后，蒙哥汗不但将关中、河南怀孟作为封地赏赐给忽必烈，还让他便宜治理黄河以南，不受燕京尚书省的节制。这样一来，几乎整个中原都受忽必烈管辖了，他大张旗鼓的进行自己改革，派遣幕府中精于民政、财政的人才充任各地官员，而且“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如任命张耕、刘肃为刑州安抚使，史天泽、赵璧为河南经略使，廉希宪、商挺为宣抚使，管理京兆分地和关中，姚枢为关中劝农使，马亨为榷课所（也就是税务所）长官。

    很快，中原、关中等地人口增长，赋税增多。原本苦不堪言的汉族百姓，对这位与其他人大不相同的蒙古王爷顿时充满了感激之情，虽然未必会如姚枢所说“如赤子求母” ，但民心向背与否已然是必然的了，时人称忽必烈为“贤王”，认为他“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算得上“中国之主”

    在获得民心的基础之上，忽必烈又大力笼络汉人世侯，对他们极尽礼遇恩赏，使之对自己感恩戴德。

    所谓“世侯”，是指汉人地方实力派。在蒙古不停的打击金朝之时，因为金军的节节败退，尤其是迁都汴梁之后，中央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各地的控制。一些地方上的豪门大户或者地方官员，便以“保卫桑梓”为名组织私军，割据一方。成吉思汗时代，命智将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专门经略中原，木华黎看出了这些人物的作用，对之采用招降手段，规定凡是纳土归降者，便任命为原地的地方长官，授予行省、领省、都元帅、副元帅之类的高官，后又授予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之类的蒙古官职，并且可以世袭。各地土豪大多都接受了这种招降。于是，西京刘黑马、真定史天泽、顺天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璮、大名王珍、中山邸顺、河东李守贤、太原郝和尚、巩昌汪世显等人都成了蒙古帝国的新贵，无不是统兵数万，辖地千里，专制一方的“土皇帝”，因为其爵位可以“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些人便被称为“世侯”。

    按照法律，这些世侯都要效忠于蒙古大汗，在封地收取的税款也要有相当部分上缴汗廷，军队也要随时听从大汗调遣。而忽必烈向蒙哥汗要了便宜治理中原的敕旨后，也就有了便宜和世侯们交往，将之纳入自己麾下的机会。这些世侯虽然几代在蒙古帝国治下享受荣华，但毕竟还是汉人，忽必烈这个对汉法极为感兴趣的蒙古王爷对他们来说无疑会亲近很多。何况，县官不如现管，忽必烈是直接和他们打交道的皇亲，并且是掌管漠南汉地的最高长官，是不能怠慢的。于是，世侯们对于忽必烈的关系逐渐紧密，他们是忠于汗廷还是忠于忽必烈，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他们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史天泽、张柔等，也成为了“金莲川幕府”中的核心人物，为日后大元王朝的开基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金莲川相地形、建城郭，营造自己的固定大本营。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这座城市便是日后的开平——上都城。当然，在这里筑城，并非仅是为吉祥，更是因为此处北连朔漠，南控江淮，是经营天下的根本所在。

    这时候的忽必烈，已经完成了自己在人才、民心、物资、根据地的种种准备，尤其在意识形态上，更是确定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方针。虽然，离他夺取蒙古帝国大汗汗位还要有四年的时间，路途虽不漫长，却充满着艰辛和危险。但有着金莲川幕府在这个当世最精英的人才库，他终将战胜一切困难，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去建立一个既继承蒙古帝国又继承中华正统，有着海纳百川、包罗万象胸襟的大元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