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汗的城
                                                       撰文、摄影/立山

    当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牢狱中回想起那段有如梦幻的东方之旅，大汗那并不伟岸的身影就会浮现眼前，让他激动不已。他向狱友们讲述道，那“君主中的君主”之体貌，“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旁人听来并无殊异之处，在马可•波罗眼中，却是旷古未有之帝王。

    马可•波罗口中的大汗，即中国史书中的元世祖忽必烈，他是世界征服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1260年，忽必烈于其兄长蒙哥汗死后，在自己的藩邸开平（1263年升为上都）被部众拥立为大汗。那一年，忽必烈45岁，而远在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还只是一个六岁顽童。

    如今，身陷囹圄的马可•波罗已经42岁了，无数光阴倏然而逝，令人恍惚。他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吻告诉那些目瞪口呆的听众，大汗是“从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统治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强大的君主”，居住在一座名为“汗八里”（在今北京市内）的宏伟都城之中。

    在天方夜谭般的讲述中，时光倒流，马可•波罗仿佛回到了21年前。那一年，即1275年，马可•波罗21岁，在自西向东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长途奔波四年之后，他和父亲尼哥罗、叔叔玛菲一起，在广阔草原上的上都城见到了正在那里避暑的大汗，并且深得大汗的欢心。而后，马可•波罗离开这座由石头宫殿和无数毡帐组成的草原都城，追随大汗东行，来到了地处华北平原北端、燕山山脉以南的汗八里。

马可•波罗所见

    汗八里为波斯语音译，意思是“大汗之城”。

    马可•波罗初次到达汗八里，是在1275年秋天。此时，这座宏伟的城市刚刚建成不久，尚未全部完工，而它的正式名称已在1271年改为大都，同一年，忽必烈接受汉人刘秉忠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

    马可•波罗被这座崭新的城所震撼，他的叙述中频频出现“壮丽”“壮观”“富丽”以及“向无所见”之类大词，仿佛他所见的，是在梦中。

    他说，这是一座极其广袤的城，周围有二十四哩（即英里，一哩约1609米），呈正方形。高大的土墙巍峨耸立，将整座城环绕一周，墙根处厚达十步（一步约合五尺），愈上愈窄，到得顶上仅只三步。十二个城门均匀分布于四面城墙，每个门上都建有一座壮丽的“宫殿”，城墙四角亦各有一宫，同样壮丽非常。城中街道，笔直如线，从这一头可以望见另一头。城的中央，有一座极大的宫殿，里面悬挂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

    城里宫殿和房舍数不胜数，最令马可•波罗惊叹的，还是大汗所在的皇宫。马可•波罗以其惯有的口吻告诉他的听众：“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

    大到什么程度？马可•波罗说，宫中房屋之多，堪称奇观，而一个宽广的大殿里，足可容纳六千人聚食，还绰绰有余。整座皇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没有超过它的。他着意提到殿顶上那些红黄绿蓝诸色之瓦，因为涂着釉层的缘故，在太阳照射下光泽灿烂，犹如水晶，即便从很远的地方观望，都会被皇宫所散发出的光辉所震撼。

    大汗所坐的大殿里，有一个精美的大瓮，里面可以装下一桶酒。大瓮的四角，各有一个小瓮，其中装满各种名贵香料。大汗饮酒时，令人将大瓮里的酒注入小瓮之中，然后再用精金大勺把酒从小瓮里舀出。这种勺子很大，所盛之酒，可供十人饮用，人们用金盏从大勺中取酒。马可•波罗说，大勺和金盏价值高昂，而这样的酒具以及其他金银器皿，其数量之多，若非亲眼所见，你们肯定不会相信。

    大殿之外，宫墙之内，是一个奇异的世界。

    有一片草原，上面种满各种果树，许多动物，诸如鹿、獐、山羊、松鼠之类，繁殖其中。

    有一个湖泊， 各种鱼类往来游弋，取之不尽。一条小河穿过湖水，出口和入口都置以铜铁格子，以免鱼类随水出入。

    有一座人力堆筑的小山，高约百步，周围约一哩。平坦的山顶上，各种名贵树木四季常青。大汗听闻哪里有美树，就会派人将其移植到这座小山上。有些树木十分高大，需用大象驮来。久而久之，世上最美的树就齐聚于此了。大汗喜爱这座小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命人用碧绿的琉璃矿石满盖此山，还在山顶上建造了一座内外皆绿的宫殿，于是，山、树、宫殿浑然一色，见之者莫不欢欣……马可•波罗说，这座小山因此得名“绿山”。

    在听者的疑虑或惊讶中，马可•波罗细致入微地讲述着这城、这殿、这水、这山，无数影像从脑际一一闪过，其中必定有他与大汗共度的时光。
马可•波罗还说，在大汗来到此地之前，一座名贵之城曾经存在，也称汗八里，只

    已成废墟；大汗曾经想过重建那座城，但是星者说，此城将来必背国谋叛；于是大汗在那旧城之旁，一水之隔的地方，别筑此新汗八里城。
那座旧城，即是金中都。

琼华岛

    作为一代帝都，金中都的繁华可想而知。为了修建这座都城，金人煞费苦心。其建筑材料多属珍稀，有从真定府（在今河北省正定县）“潭园”运来的木材，还有从北宋都城汴梁直接拆下来的门窗，以及宋徽宗赵佶堆筑于汴梁东北角的“艮岳”之石，这些白色的石头产自江南的太湖。仅仅运输这些材料，就耗费人力、财力无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金广燕京”条中说，筑城之时，“运一木之费至二十万；举一车之力至五百人”，而最终落成的“宫殿皆饰以黄金五彩，一殿之成，以亿万计。”

    马可•波罗细细描述的那座“绿山”，实际上名为琼华岛，是金朝所建离宫太宁宫的中心，位于金中都东北郊外。金中都兴建于1151年，太宁宫（后改称万宁宫）兴建于1179年。三十多年后，1214年，在蒙古骑兵的屡屡威胁之下，金宣宗完颜珣将都城南迁至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次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攻破中都，改称燕京。
可惜，成吉思汗无心在这里建都，蒙古军队攻破中都之后，即纵火焚城。据说，熊熊大火断断续续，一直烧了数十日才告熄灭。

    金中都变成了废墟，而地处城郊的琼华岛却得以幸免。四十五年后的1260年，刚刚被拥立为大汗的忽必烈第一次来到燕京，就住在这座小岛上的广寒殿里。这座宫殿应该就是马可•波罗口中那座内外皆绿的宫殿，只不过物换星移，威尼斯人见到它时，已是数度维修、装饰后的模样。

    小岛所处，碧水环绕，玲珑精致，宛若江南。若登高望远，四围风光尽收眼底。
或许此时，忽必烈已经萌生了迁都燕京的念头。

    忽必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蒙古大汗，他倾心于中原的制度和文化，身边也聚拢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不同，和他的兄长蒙哥汗不同，也和与他争夺汗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不同。

    早在蒙哥汗即位之初，忽必烈就受命治理漠南汉地军国大事，对中原风土、故实颇为熟稔，短短几年之内，忽必烈在其相继延揽的汉族知识分子的辅佐下，在中原的若干地区建立了统治秩序，同时，也确立了一个宏伟的、始终如一的目标。这个目标，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说，就是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

    格鲁塞特意指出，忽必烈“中国化”的明显标志是，当他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回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之后，却从来没有到那里去住过。

    忽必烈夺回和林，在1261年，也就是他初次抵达燕京的第二年。

    燕京所在的这片地域，“东滨海，南控三齐，西阻太行，北届沙漠”，不缺水源，不离渡口，而且还“处于去北方草原、东北平原与东方滨海走廊三条道路的交汇点”（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将中原、东北和蒙古草原这三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极具战略地位。对有志统一中国的忽必烈而言，燕京无疑是建都的理想之地。

    在那座人工堆筑的小小山丘上，忽必烈流连徜徉，时时南望。

    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蒙古帝国本土暂时平定，忽必烈遂下诏将燕京改回中都之名，同时计划营建城池宫室，为建都做准备。

    数月之后，一件巨型玉制贮酒器——渎山大玉海造成了，忽必烈命人将其放置于琼华岛广寒殿内。马可•波罗所见的精美大瓮，当指此器。这件壮观、华贵、气势雄浑的酒器，或许正可象征忽必烈此时此刻的心情。他治下的国土已经广阔无边，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用不了多久，他就将成为中原的主人，为此，他已等待多年。正如格鲁塞所说，“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十九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建都燕京，是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前奏。

    出人意料的是，复建中都的计划并未如期施行，一拖三年之后，忽必烈忽然做出决定，放弃中都旧城，在其东北郊外另建一座新中都。

    对于这个决定，马可•波罗说，是大汗听信了星者的话，认为那座旧城日后将叛变，所以才不得已另选新的城址。或许，的确有星者向忽必烈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但这显然不是促成忽必烈选择新城址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在他脚下，在那座被他视若珍宝的琼华岛上。

刘秉忠与郭守敬

    琼华岛像一只贝壳，漂浮在北海公园的一片湖水之中。游人摩肩接踵到得此处，多是为了登上琼华岛，俯瞰京城风光，一睹山顶上藏式白塔的风姿。此塔初建于清顺治八年，即1651年，它占据的位置，即是马可•波罗所说内外皆绿的那座广寒殿的所在。

    从马可•波罗的时代到今天，北京城历尽沧桑，城市格局早已迥然不同，但琼华岛仍如当年一般，绿树葱茏，湖水环绕，虽然树非当年树，湖水的面积也小了很多。
这片湖水，原本是金中都东北郊外高梁河的一段河身。早至辽会同元年，即公元938年，这一带已经初步建成一片园林。1179年金朝在辽朝园林基础上兴建太宁宫，又将这一带河段拓宽，并在临近东岸之处堆土筑起了琼华岛，于是河身更加宽阔，形成一片湖泊。

    精致玲珑的山水是蒙古高原上稀有的景色，在某种层面上却是中原文明的象征，这或许也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对之格外钟情的一个原因。

    当忽必烈有意放弃中都旧地，另选城址，再建新都之时，他首先想到的地点，或许就是琼华岛。他希望那座未来的都城可以把这片山水包裹进去，而非作为离宫悬于城外。但是仅凭这一点个人喜好来选择城址，显然是不可取的，忽必烈自己都未必会同意。那么，新城址到底应该选在哪里呢？从1264年计划营建中都，到1267年决定另选城址，三年之中，忽必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以琼华岛为核心兴建新中都的，是两个汉人，刘秉忠与郭守敬，后者是前者的学生。

    刘秉忠原名刘侃，邢州人。据《元史•刘秉忠传》所载，其人生于1216年，比忽必烈小一岁。刘秉忠年轻时经历复杂，当过小官，做过和尚，还曾信仰道教，对儒、释、道诸家学问以及“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1242年，正在云中（在今山西省大同）南堂寺做和尚的刘秉忠，应高僧海云禅师之邀，同赴漠北入见忽必烈。刘秉忠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从此还俗，留在忽必烈身边，参与军国大事。他的名字“秉忠”，即是忽必烈所赐。

    此后，忽必烈一生中的诸多大事，刘秉忠都曾参与其中，诸如治理邢州、征伐南宋、设计与建造上都、拥立忽必烈为蒙古大汗等等，可谓功劳赫赫。

    正是因为忽必烈对刘秉忠极为信任和赏识，又兼刘秉忠曾经主持兴建上都城，所以在选址及建新都的过程中，刘秉忠再一次扮演了总设计师的重要角色，他的学生、同样身为邢州人的郭守敬则负起开辟新水源、解决漕运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1262年，当忽必烈初次召见郭守敬时，已就建都燕京向郭守敬咨询，郭守敬则提出了漕运的问题。

    郭守敬是一位卓越的水利专家，在他看来，金中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水源不足，它所依托的莲花池提供护城河、园林以及生活用水有余，于漕运则远远不够，而漕运的重要性不容置疑。金朝虽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设计了许多解决方案，比如开凿闸河——即从中都东北郊外的高梁河中游开渠，引水至通州，或者凿渠引瓮山泊（即今昆明湖）之水入城以济漕运，但都未能凑效，因为无论高梁河还是瓮山泊，水量都十分有限。当然，中都周边也有大河，即永定河，金朝确曾开凿金口河引永定河之水东下，流经中都北护城河，再东向注入闸河，但金口河的河床坡度太大，水小时无法行舟，水大了又容易决口，因此开凿不久即遭废弃。金朝始终未能解决漕运的问题，所以，南方的粮食供应只能漕运至通州，再通过陆路转运至中都，仅每年所花的运输费用，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运输过程十分艰苦，民多怨声。

    1262年，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解决漕运问题的办法，并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这个方法的关键之处，就是放弃金中都原本利用的莲花池水系，转而利用高梁河水系，而要想有效利用高梁河，就要先为高梁河增加水源。

    虽然郭守敬当时没能有效增加高梁河的水量，但从莲花池向高梁河的这一次转变，却意义重大，因为忽必烈钟爱的琼华岛就在高梁河上，一旦高梁河水源问题得到解决，漕运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汇聚通州的漕粮不必再经陆路，就可直接运输到琼华岛附近。这就意味着，忽必烈以琼华岛为核心重建新都，不再只是个人的喜好了，它有着更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1267年，忽必烈正式决定在金中都东北郊外，围绕琼华岛兴建新都。
更复杂的问题，即新都的规划、设计、建造，留给了刘秉忠。

一座理想主义的城

    马可•波罗没有见过刘秉忠，他初入汗八里的前一年，即1274年，刘秉忠已经离世。如果马可•波罗早来几年，能够与刘秉忠有所交流，他对这座宏伟壮丽的城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刘秉忠的设计、规划，围绕琼华岛展开，这一点显然是迎合了忽必烈的个人喜好。但是琼华岛的地形和面积并不适合建造宫城。刘秉忠考虑的结果，是将宫城即“大内”建筑在这片湖水的东岸，同时在西岸另建两座宫殿供皇室居住，分别是南边的隆福宫和北边的兴圣宫。三宫鼎立，构成一个稳定的布局，同时又建造桥梁互相连通。然后，再环绕宫城、琼华岛（此时忽必烈已赐名“万岁山”）、湖泊（此时忽必烈已赐名“太液池”）、隆福宫、兴圣宫修建皇城，即所谓“萧墙”。最后，皇城的外围再建大城，即外郭城。

    这个设计的最大特点，就是先确定宫城的位置，再围绕宫城进行全盘规划。

    宫城的位置确定以后，刘秉忠展示了他的大手笔。

    他的视线穿过宫城的中心，自南向北，出宫城，又出皇城，一直延伸到太液池上游另一个较大湖泊积水潭东北的高地之上。在那里，他画了一个点。这是全城的中心点，是刘秉忠精确测量出来的，他准备在那里建一座中心阁（即今天鼓楼所在）。
这个点所在的南北直线，就是整座城的中轴线。

    以中心点为圆心，刘秉忠画了一个圆，以此确定外郭城四面城墙的位置。在四面城墙上，刘秉忠设计了11座城门，东、西、南各三门，独有北城墙开两门。相对的城门之间以宽达25米的大道相连，再加上其他干道，横竖各九条，皆笔直如线，纵横交错，只有积水潭东北岸与中心点相连的一段，因湖岸的走向设计成了斜线。

    基本框架设计完成之后，刘秉忠在萧墙之外的大街之间，设计了东西向且彼此平行的巷子，蒙古语称之为“胡同”。胡同的宽度多在6—7米间，而胡同与胡同之间大约70多米，刚好可以建造三进的四合院。

    帝王面南背北，左为东，右为西。总体而言，刘秉忠的设计使皇城偏在整座大城的南半部，而最重要的市场“日中坊”在北半部；奉祀皇室祖先的太庙在皇城之东，祭祀土地、五谷之神并象征国家疆土的社稷坛在皇城之西。各自分布在南北东西的这四组建筑，并非随意设置，刘秉忠通过这四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刻意地、高度理念化地再现了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帝都设计原则。
这是一座理想主义的帝王之城。它实践了儒家的理想，又兼容了道家的理念，同时，在某些方面又体现出佛教思想的影响。这样的设计观念，与刘秉忠自身的学识、修养以及求道修佛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未必理解这一切。他将城门数目误记为12座，显然不明白四面城墙11座城门的数目及其命名（比如安贞、健德）都取自《易经》乾坤之文，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同样，他也未必懂得，这座城市的设计者之所以如此痴迷对称，以至于设计出了一条严格的中轴线，是因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一原则本身就隐含着对称，隐含着中轴线。

    马可•波罗只看到了这座城的表面，而那些已足够让他震撼。

    1271年，新都初步落成，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同时，将新都命名为大都。元朝的历史，至此才算真正开始。

     元大都全部建设完成，在1285年，前后共历时18年。至于漕运问题，通过郭守敬的不懈努力，也得以最终解决，只是已经迟至1292年。1293年，从上都避暑回来的忽必烈看到新开通的运河中舳舻敝水，一派繁荣景象，十分高兴，名之曰“通惠河”。
此年，忽必烈已是78岁高龄，而元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早已离世18年。

    在中国度过17年的马可•波罗，于1291年初从福建泉州出发，踏上了返途。1295年，他回到了故乡威尼斯。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爆发了一次海战，马可•波罗参与其中，不幸被俘。在狱中，马可•波罗讲述了他在遥远东方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历、见闻，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悌谦把这些传奇般的叙述笔录成书，即《马可•波罗行纪》。

    当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囚牢中回忆往事之时，那住在汗八里的大汗已经去世两年。马可•波罗不知道。他径自讲述着，那君主中的君主，那举世罕见的城，那城中发生的种种事件，仿佛一切俱在眼前：“应知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有若干城门即有若干附郭。此十二大郭之中，人户较之城内更众。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