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草原像农田一样看待
             ——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几点建议

                                         撰文/洛桑灵智多杰  原甘肃省副省长

　　草原是中国陆地最大的生态系统，面积近4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5，是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的2.5倍，是耕地和森林面积之和的1.42倍⑴⑵。因此，保护和建设好草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尽管国家在政策和投入等方面的力度明显加强，草原保护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容回避的是，制约草原发展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还未能很好地解决，草原生态总体上不断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仍很落后，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困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对草原的重视和关注仍然不够，对草原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治理草原的决心不大、保护建设的措施不够得力。

    建议，要把草原像农田一样看待，切实做好草原保护建设这篇大文章：

一、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高度认识草原问题的重要性

    草原是地球的“皮肤”和“衣被”，承担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的生态功能，同时，草原又处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我国西部12省（区）草原面积3.31亿公顷，占全国草原面积的84.2%。其中内蒙古、西藏两个自治区的草原面积分别占土地面积的68.8%和68.1%，宁夏和青海分别占58.19%和51.36%。草原植被是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新疆山地以及青藏高原绿色生态屏障的主体。没有草原植被，就没有这大片国土的生态安全，我国东、中部地区也就没有了生态屏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草原对我国水资源安全的影响非常大。研究资料表明，草原、草甸涵养水源的能力是农田的40至100倍，是森林的0.5至3倍；草地拦截径流量比林地高58.8％，减少径流量比林地高出88.5％。长江、黄河、澜沧江、辽河等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高山冰川、高山草甸和草原，其上中游都流经草原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

    受全球变暖、气候干旱等自然因素和人为不合理利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从上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北方草原已向北退缩约200公里，向西退缩约100公里。近些年来，中国草原每年减少大约150万公顷⑻，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草原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水土流失和洪水灾害的发生区，对草原牧区的发展、对中东部地区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成为了国家生态安全方面的重要症结。

    青海玛多（藏语黄河源）、甘肃玛曲（藏语黄河）是以黄河命名的两个县。其中，玛多县是黄河流经的第一个县，黄河在其境内流程达350公里，由于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4077个湖泊，曾被成为“千湖之县”，而当前已有一半干涸，湖泊周围的上千条河溪大多已消失。30年前，玛多曾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全国“首富县”，最多的时候牲畜达到70多万只羊单位。但由于过度放牧、无序采挖黄金及全球气候变暖、持续干旱等原因，导致了玛多县草地退化、沙化面积不断扩大，荒漠化进程加剧，草地生态系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已经列为青海三江源核心区、生态脆弱区。主要表现为：（1）水土流失面积扩大，侵蚀程度日趋严重。受风、水、冰融侵蚀影响的水土流失面积达63万公顷，其中中度以上侵蚀面积达32.8万公顷。县域内黄河流域侵蚀程度是源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占黄河源区水土流失的15.09%，占全省水土流失9.21%；（2）草场退化面积增加，受害程度日益加重。据1998年调查统计，退化草地面积2414.4万亩，占草地面积的70%，占土地面积的63.7%，其中轻度退化199.05万亩，中度退化834.6万亩，重度退化1380.75万亩，其比例为0.58：24.2：40；鼠虫害2249.25万亩，占草地面积的65.2%。据遥感监测分析，玛多退化草场每年仍以2.6%的速度在不断扩展。退化草地中以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的冬春季节草场最为严重是。同50年代相比，目前单位面积产草量分别下降30－80%，毒杂草高居76%以上；（3）水源涵养功能下降。高原冰川末端每年上升30－50厘米，因冰川和雪山的萎缩，直接影响了当地湖泊和湿地的水源补给，致使玛多2800多个小湖泊干枯，湿地面积逐年缩小，沼泽地干燥并裸露，沼泽地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沼泽低湿草甸植被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更为严重的是， 1997年1月至3月，黄河在玛多县城两公里处的国道214线黄河桥河段断流。1998年10月20日至1999年6月3日，黄河在扎陵湖、鄂陵湖中间再次出现断流，断流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从而导致近千个大小湖泊干涸消失；（4）土地沙漠化强烈发展，玛多县沙漠化土地1176.15万亩，其中严重沙漠化土地134.08万亩，强烈发展中沙漠化土地127.02万亩，正在发展沙漠化土地306.35万亩，潜在沙漠化土地608.7万亩，其比例分别为11.4：10.5：26.1：51.7。

    黄河流经甘肃省玛曲县433公里，玛曲草原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的一块巨大湿地，黄河上游总水量的45%是由这片湿地补给的，因此被喻为“黄河蓄水池”。玛曲县境内1288万亩的草场以及星罗棋布的大小湖泊和沼泽湿地，构成黄河上游完整的水源体系，大片湿地像块海绵，在丰水期大量存蓄黄河及支流的河水降雨等，而在枯水期则随着河面下降逐渐将蓄存的水量补充给黄河，从而确保黄河的水量不减少。近年来，玛曲境内28条黄河较大支流已有11条干涸，还有不少成为季节性河流，数千眼泉水干涸，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玛曲草原湿地面积减少了45%，而裸地、居民用地、沙化土地呈大幅度增加的趋势。黄河玛曲段的产流量呈显著下降趋势， 21世纪初的头五年，年平均产流量为13.8亿立方米，较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64.2% 。
　　玛曲境内的“黑土滩”面积达4.98万平方公顷，占全县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8%。全县鼠害面积25.7万平方公顷，占草地总面积的29.9%。随着草地的退化程度加剧，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土壤理化性状恶化。草场退化导致水土流失加重，黄河干流输沙量不断增加。近20年来，水土流失面积由22.1万平方公顷扩大至30.7万平方公顷。玛曲段黄河产流量持续减少，1979年黄河玛曲段的年平均产流量为30.5亿立方米，年平均径流量为150.8亿立方米，2005年年平均径流量为21.5亿立方米，年平均产流量为92.1亿立方米，而2002年径流量达到历史最低点72亿立方米。原先草原上十几米，最多20 米就可以打出水来，现在出水的深度已经达到80米，而丰水深度竟高达160米，遍布草原的几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湖泊数量从1985年的4 077个，到目前只剩l 800个，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河流则成了季节河，原来面积达6万平方公顷，沼泽湿地如今不到2万平方公顷

    目前，国家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也启动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但这里的生态建设仍任重道远。

    显然，西部草原拥有很多像玛多、玛曲这样关联全国的生态环境资源，其生态价值也远远地超出了当地或区域的范围。因此，对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与我国生态安全的关联性问题，以及西部草原相对于全国的生态价值问题，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评价。

二、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草原保护建设工作

    我国的草原，承载的不仅仅是牧草和家畜，更承载着生活、繁衍在草原上的亿万民众，承载着草原地区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任。藏族、蒙古、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世世代代生活在西部草原地区。他们如何利用和保护草原的问题，不仅仅关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能不能处于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关系到西部草原生态系统的状况是否能够维系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草原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落后的地区。青藏高原占我国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还强，但这个区域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总量不足0.4%。全国60%以上的贫困人口生活在草原地区，草原地区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70%左右。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中，70%以上分布在草原区。266个牧业、半牧业县中，79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占30%。在原始的游牧状态下，草原地区的生态、生产、生计之间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性。但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草原利用情况和利用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涉及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涉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涉及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涉及草原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涉及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关联性，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的总体进程。因此，在全国其他地区基本解决温饱，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将西部地区草原保护建设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切切实实加强对草原专项工作的领导，统一协调，统筹安排，指导草原保护建设和草原地区发展工作。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自然基础，它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整体性，又常常表现为不确定性和滞后性。我们要像对待国家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一样来对待它。建议进一步加强草原生态安全的立法和执法，设定草原保护的“红线”，划定重点保护的草原区域，全面落实草原家庭承包，并像对待基本农田一样实施最严格的保护措施。

三、从国家政策扶持的层面研究制定支持和保护草原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畜牧业是人—草—畜有机结合的载体，畜牧业的发展实现了草原的生产资料功能。但是，过度发展的“生产”功能却严重破坏了草原的“生态”功能，草原畜牧业陷入了自身根本无法克服的畜草矛盾与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

    作为草原地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特色产业，畜牧业一直是草原牧区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重往往超过70%。2007年，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四川六大草原牧区，牛肉、羊肉、牛奶、羊毛产量分别是1979年的12倍、9倍、25倍和2.7倍，2007年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23.2%、51.4%、35.6%和64.5%。2008年全年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7,275万t，2,630万t和3,940万t，比2007年分别增长6％，4％和8.5％。

    草原畜牧业更是牧区各族人民重要的衣食之源，财富之本。牧区半牧区牧民人均收入的70%至90%以上来自牧业收入。没有辽阔的草原,没有成群的牛羊，就没有牧民的生计和财富，更没有牧区的发展。但是,牧业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头数迅速增长,人均拥有草场资源不断下降,导致了长期的过度放牧及不合理开发。特别是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牧区,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又极大地限制了人工草地的发展,难以实现“增草增畜”,致使一些牧区处于增草难、增畜难、减畜更难的困境。长期的超载过牧,对草场的利用强度不断加大,导致草原退化、沙化，草场生产力逐年下降、草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草原畜牧业面临着空前的后备资源短缺、畜牧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发展后劲乏力的严峻局面。

   “十五”期间，我国主要畜产品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在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步下降的同时，动物食品消费量却不断上升。畜产品已成为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主要成分，与粮食一道共同成为确保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支柱。在东中部地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牧业产值增长超过了10倍，牧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18.4%上升到目前的33—35%之间，畜牧业产值增长对农业经济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与种植业的贡献率旗鼓相当。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情况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越是发达，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越大，如德国为61%、英国为42%、芬兰为70%、加拿大为5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动力将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的发展。同时，畜牧业产品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值过程，也就是在物流运输、加工、商业服务到餐桌的全过程中，其增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种植业产品。畜牧业发展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

    草原是发展绿色畜牧业和生产绿色畜产品的优势区域，实践证明，绿色畜牧业和绿色畜产品也是草原牧区发展的希望之路。近些年来，国家大幅度增加农业投入，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和扶持生猪发展的政策，但这些政策惠及的主要是农区，而草原牧区由于以保护草原和发展草原畜牧业生产为主，难以从这些政策中受益。这势必导致两种趋势：一是随着种粮比较效益的升高，一些地方开垦草原种粮的现象将有所抬头，草原保护建设的难度将不断加大；二是由于牧区享受不到或较少享受到国家相关补贴和减免政策，这将使得本来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农民人均收入70%左右的牧区的农牧民，收入增长幅度会进一步低于农区，从而不断拉大农区和牧区的收入差距，妨碍农区和牧区的协调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农业发展政策，切实将草原发展纳入农业改革发展的总体布局，制定惠及农区和牧区、惠及全体农牧民的大农业、大农村、大农民政策，像重视农田一样重视草原，像支持种粮、生猪生产一样支持草原畜牧业发展，像重视农民问题一样重视牧民问题。

四、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入手为西部草原地区建立国家生态补偿的机制

    生态补偿应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受益者付费”，即由政府或具体受益者对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进行必要的补偿；二是“破坏者付费”，指消耗草原资源或对草原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生产、开发及经营者对为恢复草原生态环境而支付的补偿。

    近年来，为了解决西部草原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问题，我国进行了一些大的生态建设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荒漠化防治等一系列生态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均具有明显的生态补偿意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基本建设投资也有大量增加，对西部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或承受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本也是一种有效的补偿。

    但是，我们对生态补偿的重要性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生态补偿的基本政策和总体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草原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阻碍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加强生态保护与人民群众生存发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难以协调。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议国家加快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草原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促进草原可持续利用，维护草原生态安全。要像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沿海开放战略那样实施和建立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