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骑兵与战马

一、兵民合一 战马当先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诸部，创立了强大的蒙古帝国。这不但归功于勇猛善战的蒙古将士，也取决于品种优良的蒙古马，当时可称为世界上养马业最发达的国家。据有关史料显示，蒙古帝国建立初期，有人口88万，按每人一匹马计，就近百万匹，何况参战兵员人均马匹都在五匹以上，马的数量更是可观。蒙古早期组织的军队全部是骑兵，没有步兵。《黑鞑事略》载：“其军即民，年十五以上者皆有骑，而无步卒；人二、三骑，或六、七骑，五十骑谓之一纠。”说明蒙古人都是在马背上长大的，每一个人从小就学会了马上战斗的技能。如，婴儿在襁褓时长辈就会把他挂套在马背行走；三岁左右让其骑在毡鞍拽紧马鬃随众人奔跑；四至五岁，为其准备弓箭等物；七、八岁时进行乘马射箭和砍杀训练。蒙古人平时以放牧和狩猎为生，在发生任何紧急情况的时候，人人都能立即跨上坐骑，投入到对敌人的战斗中，或者参加到与天灾兽祸的斗争中去，在紧急情况下，全部蒙古人都是勇敢的骑兵战士。

     蒙古人骑马射箭的功夫很高，正如古代兵书所云：“马走如龙，矢行似电。”他们在作战时象龙飞电闪般冲入敌阵，出其不意，使之遭受到重大损失。成吉思汗的亲征以及窝阔台汗所派出的军队，所以能够在东征西战中屡获战果，都得利于蒙古马。可以断定：13世纪时，每一个蒙古骑兵，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虽然成吉思汗是当时的民族英雄和伟人，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马的脚力和背力相助，也不可能实现其统一大业。

     在近现代的战事中，蒙古马也不乏其功绩。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察哈尔官兵捐马3 600匹，支援反侵略战争。清政府增调察哈尔蒙古骑兵2 000名驻防天津；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察哈尔精选的1 000骑兵又赴天津调遣；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察哈尔1 000骑兵调赴山东军营驻防；同治十一年（1872年），僧格林沁从察哈尔调2 000骑兵，赴徐州与太平军残部作战。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内蒙古的骑兵部队灵活机动、英勇顽强，威震四方。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配合察哈尔骑兵旅、绥远骑兵旅、骑兵第十六师等友邻部队共同战斗在华北战场，驰骋在塞北草原，活跃在锡察乌盟地区。同时，在著名的察绥、平津、绥北等战役中展英姿、显骑威、示雄风，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为内蒙古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的红马连、白马连还参加了开国庆典阅兵仪式。因此说，蒙古马既是主人的伴侣又是贴身侍卫是毫不夸张的。

二、完善制度 驯马有方

    成吉思汗时代的马政，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成吉思汗沿袭了匈奴人的社会管理制度，实行十进法。成吉思汗亲征乃蛮之前，即1204年春，认真整顿了他的军队的编制，正式任命了千户（千骑长）、百户（百骑长）、牌子头（十骑长）等等。同时，从千户、百户、牌子头等的子弟中，选拔出550个优秀者，任命为怯薛歹（卫士）。这个怯薛歹是成吉思汗身边的护卫，而不是警卫成吉思汗大本营的全体人员。如果把警卫成吉思汗大本营的全体人员称作卫士的话，怯薛歹正是卫士中的近卫。两年后，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称大汗，随着就踏上了西征的征途。怯薛歹规模，在他称大汗后大为扩充，达万人之多。一万人的怯薛歹，再加上怯薛歹的从士，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人人都必须骑马，还得有备用的从马。这些马由哪里来的问题，是在成吉思汗建立怯薛歹制度的时候解决的。成吉思汗规定千户子弟怯薛歹以及从士的乘马，从千户属下的马群中带来，百户子弟怯薛歹及从士的乘马，从百户属下的马群中带来，牌子头子弟怯薛歹及从士的乘马，从牌子头属下的马群中带来。毫无疑问，这是无偿征用的。这个征马制度，是蒙古帝国建立初期马政的一端。征用一般士兵的马匹，支给近卫士兵骑乘，这是成吉思汗最方便的措施，也是蒙古国家实行军马供给的开始。

    成吉思汗对马政是十分重视的，非常关心军马的牧养和补充问题。他任命牧马者为“哈赤”或“哈喇赤”（牧马官），为千户或百户，并规定牧马者的这种千户、百户待遇为世袭制度。仅从这一点就说明马在蒙古帝国时的重要地位。

    成吉思汗在数年孤军万里的大远征中，最难以解决的是军马的补充问题。成吉思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常派出若干部队抢夺敌人的马群。战马的休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要善于发现好的牧场，以便让战马能饱食青草、饱饮好水。

    总之，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队是从来不用钱买马的。到了忽必烈汗时代，元朝的养马用马的官制逐渐趋向明确完整。如，关于骑乘马匹事项，至元二年（1265年）还作出如下规定：

一、蒙古兵之所有马匹，由千户之处（千骑长之本营）管理，押上烙印后，调查数字。如有死亡，由千户处确认其事实后呈报。请求补充之际，千户处把割符骑乘许可证一并上交；得到补充许可时，立即上报其数字。
二、汉兵之所有马匹由万户处（万骑长之本营）管理。押上烙印后，调查数字。如有死亡，由万户处确认其事实后呈报。请求补充之际，万户处把割符骑乘许可证一并上交；得到补充许可时，立即上报其数字。
三、站户之所有马匹由总管府报告其数字，押上烙印。但只限于供给使臣之乘马。如有死亡，总管府交骑乘许可证，加以补充。站户之家属不许滥骑马匹。
四、各路总管府之长官，达鲁花赤蒙古人部下之汉人不得超过20人，而且其部下汉人之乘马限于各一匹。总管（次于达鲁花赤之官）之乘马为十匹，同知（次于总管之官）之乘马七匹，治中（次于同知之官）之乘马六匹，府判（次于治中之官）之乘马五匹，经历、知事、委差官之乘马各三匹，照磨、检法、提控、令史、通事、译史之乘马限于各二匹。
五、转运司、拘榷官（专卖官）之乘马限于各二匹。各路总管府之奥鲁赤（蒙语，在乡军人）之乘马也限于二匹。
六、州官之达鲁花赤、长官（次于达鲁花赤之官）之乘马各六匹。同知以下之乘马各五匹，吏目、孔目官之乘马各二匹，司吏、差委之乘马限于各一匹。
七、南京（已亡金国之南京，即现在之开封）警巡院之捕盗司、司县官之乘马各三匹、主典之乘马各二匹、司吏之乘马各一匹，捕盗、弓手之乘马限各一匹。
八、金、银、铁、锡及掌管其他冶金之官吏，其乘马只限一匹。
九、仓库、市场等的官吏，其乘马限一匹。
十、管理工匠、打捕户等官及投下（蒙语，王公、驸马、功臣等的分地）的管民官、总头目官之乘马各五匹，首领官之乘马二匹，司吏、差委之乘马限于各一匹。
十一、鹰房子（鹰匠）之头目，其乘马三匹，鹰房子之乘马限一匹。
十二、僧、道士、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兀儿、太师（获有太师尊号之高僧）等，对其中德高望重、朝廷有特殊照应者允许有骑乘。
十三、关卡、要塞、渡场等之守备，其头目乘马二匹。
十四、所有得到许可之乘马，都由该有关官厅管理，报告其数字。另外，要押上烙印交付割符之证明。如有死亡，要呈报其情；要求补充之际，交付许可证，然后于河北地方购买。对数字报告不确实，故意不押烙印者，不持上司所发之许可证者，擅自补充者，要严厉惩罚。

     这些规定的出台，充分说明使用马匹是有限制的，可谓保护乘骑、繁育马群的有力措施。

     蒙古人的养马，有一种独特的方法。牡马生下来一、二年间在草地上进行精心骑乘训练，并使其饱食青草，达到膘满体壮。到长出四齿时就去势。这种去势的马蒙古语叫阿格塔，汉语叫骟马。这样早去势的马矫健、勇壮，而且有力、柔顺，能耐寒冷气候。去势后的马经二、三年在草地放牧后，再次骑乘，并向最初骑乘训练那样再次教练。经第二次教练，马的性情已较温顺，步法也很理想，不会咬人和踢人。骑马的人在马背上感到很平稳。下马后不用拴马，马也不会离开远走。另外，成百匹、千匹集成的马群也没有嘶叫声。在教练中，白天绝不给饲料，到了夜里在草地上放牧，拂晓又备起鞍子骑乘，虽然骑乘完了不用拴住，但作为养马法，必须拴在柱子上，使马仰起头，等到气息完全平静下来，四蹄冷下来后，才开始在草地上放牧。因为马经过奔跑，疲劳还未恢复的时候就吃草、饮水是很有害的。
战马在参加战斗后，必须在草地上放牧，使其饱食青草，饱饮好水，这中间绝对不骑乘。只有再次战斗邻近的时候，才把马从牧地赶回营地，拴在马柱子上。然后，仅仅喂少量的草料，经一定的时间以后，肥膘收缩，身体壮健，这时可继续骑乘数百里路。这种养马法，虽经长途跋涉，但马少汗，耐力不会减弱。行进中绝不喂草、饮水。因为在劳累紧张中饮食的话，马摄取的东西不仅不能变成营养物质，反易生病。因此，特别忌讳这一点。

    另外，成吉思汗时代对马匹的训练也很注意，在平时，他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技术演习，狩猎就是他的一种重要军事演习的形式。他不仅自己重视狩猎，也要求子孙必须知道狩猎的重大军事意义。成吉思汗认为，狩猎不但能使士兵更加勇敢顽强，也能提高军马的质量，使马增加对敌人作战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