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作里写到的蒙古包

据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学者介绍，以蒙古包这一名称闻名于世的一种建筑形式，是亚洲游牧民族的一大创举，是他们对人类文明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这一居屋的早期形式可能曾被更早的亚细亚游牧民族所使用，后来许多游牧民族或长或短地使用过它或类似于它的住屋。以木杆儿为主要支撑材料的人类早期建筑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流派:一种是我国鄂伦春人的传统建筑歇仁柱式(在鄂伦春语里歇仁柱为“木杆屋”之意)，即尖顶、用兽皮或树皮、草叶子做苫盖。西伯利亚埃文基(鄂温克)人的拄屋、美洲印第安人的梯比和北欧萨米人的高阿邸或拉屋等均属这一类型。另一种是蒙古包式的，即穹顶圆壁，主要用毛毡做其覆盖物。

距今两千余年前，匈奴人的房屋叫穹庐或毡帐。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唐尧虞舜夏商周的时候，匈奴人的先祖就居住“北地”，穿皮革，披毡裘，住穹庐(毡帐)。今人称作蒙古包的建筑形式那时已经存在了。经过几千年的沧桑，穹庐历经匈奴以后的回鹘、柔然、突厥、鲜卑、契丹等多个民族传承、改造，不断适应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价值选择，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及其自身逐步得到完善，更趋实用、舒适和美观。内蒙古地区的古老建筑，尤其是寺庙建筑中山墙飞檐的中原传统建筑样式、收分墙体的西藏建筑样式，以及二者结合的形式，这些都是蒙古族人在历史上吸收和使用过的，但它们没有能够替代蒙古包成为蒙古族建筑形式的主流。很多世纪以来，蒙古包就是这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物。正如丹麦著名探险家亨宁·哈士伦所说:“蒙古包神圣的火焰是家庭与部落生活的中心。传统就是在这里产生的。那些围绕在蒙古包周围的，有着部落最古老和基本特征的语言和氛围被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成为沟通古与今的桥梁。”

在历史上，许多东西方旅行家、探险家、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写到蒙古包。鲁不鲁乞，法国人，1252年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写出不朽之作《东游记》。《东游记》载:“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至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篷……”据宋朝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鞑事略》记载:“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宋末元初辽人赵良嗣诗曰:“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穹庐就是蒙古包。明朝肖大亨的《北虏风俗》、清代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还有十三世纪中叶约翰·普兰诺·嘉宾尼、威廉·鲁布鲁克等人的旅行记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这些著作中都对蒙古包有浮光掠影般的描述。如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说蒙古包是木杆和毛毡制作的圆状房屋。可以折叠，迁移时叠成一捆拉在四轮车上，搭盖时总是把门朝南等。

进入近代，国际上对蒙古包的研究比较活跃。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锡林郭勒盟考察蒙古包并发表考察报告《蒙古包》，他在报告中写道:“蒙古包是蒙古族人物质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明白了蒙古包的一切，便是明白了一般蒙古族人的现实生活。”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蒙古包在游牧人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当代的学者，如内蒙古的嘎林达尔，蒙古国的麦达尔、达力苏荣、沙日布道尔吉等均出版了研究蒙古包的专著，其中麦达尔、达力苏荣合著的《蒙古包》一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蒙古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堪称蒙古包研究中的力作。

近年，由作家、翻译家、蒙古文化学者郭雨桥撰写的《细说蒙古包》，为我国目前最详备的蒙古包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