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包蕴含和谐思想

在辽阔的柴达木草原上,流传着“蒙古包由来”的神话故事,说的是,“古时候,天宫做了一个叫‘乔日格·夏特德’(传说中的一种宗教祭品,形状如蒙古包)的东西,“腾格里”把它赐降于蒙古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辽阔草原的中间地带。于是,人民遵照‘天’的意志,就仿制了现在的蒙古包。……”从此,蒙古族人民才有了安宁、幸福的生活,并且,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斯,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蒙古包赞词》、《蒙古包赞歌》正是对这种生活的赞美和祈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万事万物相和谐、共生存、同发展的愿望的表达。在《赞词》和《赞歌》里,从蒙古包的天窗、包门、包毡、围绳、木杆(类似汉族建房用的椽子)直到包内的各种陈设、人间美好、伦理道德、仁爱慈善、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等,无所不包,充分体现出蒙古族人民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美满生活的愿望。

我们不妨听听《赞词》或《赞歌》

结尾的一节吧:

新蒙古包的主人啊

祝你用拾皮覆盖左边的被褥

用虎皮苫住右边的铺盖

祝你的金银财宝堆满新包

祝你拥有骏马跑不完的枚场

枪弹射不到尽头的圈绳啊

为你缚住了美满和吉祥

衷心祝你家道殷实安康

生活幸福无疆,幸福无疆

这里提到的“金银财宝”、“拾”、“虎”等,不仅说明祝赞者对主人富有的祈祷和祝福,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游牧民族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相克相生的一种和谐关系的虔诚祝愿。

从蒙古包的结构部件来看,大小尺寸比例对称、长短有度、图形美观、协调均匀,蕴意深邃,无不充满着“和谐”的文化内涵:从包内布局来看,正中上方是摆放箱子的地方,箱子上面则是佛完,其左右两边靠支架处摆放柜子、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上面覆以华丽的棉丝织品或壁毯;门的右侧是活动的木制碗架、炊具、酥油桶和挤奶桶等;包的中央是锅灶,其上方及其左右处铺有长方形的地毯或镶边的白羊毛毡。家人的起居活动以及客人的座位都有一定的规矩,一般是男左女右,按照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次第,老者、尊者在上,其他人均按辈分次序排坐,井井有序,和谐相安,不可逾越。

如果把前文提到的神话故事与制作、搭建蒙古包的过程、包内的布局及其祝贺新包的赞词联索起来去认识,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蒙古族人民自古以来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祥和、幸福、人畜兴旺、社会安宁的理想,成为他们不畏艰险、前仆后继,为创造美好的生活而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又无不充满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集会结社、游戏娱乐、亲肌往来之中,规范、制约、教化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自己及其子子孙孙无时无刻直接地、具体地、历史地接受熏陶和教育,从而培养成为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员。也就是说,每一个蒙古族子女还在母腹之中时,就已经在接受蒙古包里的乃至周围文化的影响了。当他来到世界上,则立即处于先人创造的世代传承不衰的文化氛围之中,而这一切都首先是在蒙古包里进行的,并且在他的周围已经充满了等待他学习和领悟的技能、技巧、规则、禁忌、风俗、习惯、暗示、意义等,使他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获取文化,不断地将外在文化转化为自身内在的“教化”,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这在蒙古族的文化积累中构成了一种文化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各个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即天、地、人、社会以及万事万物的相和谐的思想。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任何的一个人,都是不可抗拒的,即使是在某一个时期,这种文化力受到阻隔或削弱,某种与其相悖逆的势力得到一时的逞狂,但最终都会以失败而告终。

同时,从蒙古包的制作过程及其有关的庆贺活动和蒙古包内衣物、家什的摆设等,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蒙古族人民的敬“天”、崇“天”的思想和天道观念:“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万物之灵。在蒙古族看来,天就是张开的伞,中间高起,周围低下,覆盖在大地之上,大地如方形的棋盘,中间隆起,四面渐低,方形大地的外面,被水包围。在天地相接之处则是天连水,水连天,因此,才有了万事万物生存和繁衍。人类生存其中,与植物、动物、山川、河流等万事万物相生相克,和谐发展,都是“天”的旨意。

既然是“天”的旨意,那就应该在包内乃至外出放牧、做事等一切活动中,都要遵守“和善”的原则。首先在“自己人”中间必须亲密团结。青海蒙古族的“须木尔”就更加形象，具体地表现了这种思想。它既是敬神佛、待客人的珍贵食品,又是反映蒙古族人民“和谐”思想的最典型的标志。其制作方法是:在一个木制圆盘之中,撒满“曲拉”,上堆一个圆柱形的炒面堆,圆柱四面各放一片奶皮,顶部摆放一块太阳形和一块月亮形的酥油,敬佛时,将其置于佛像前;待客时,先让客人用无名指蘸上一些酥油弹三下,以示先敬奉天、地、祖宗,然后自己方可象征性地食用。它表示在“长生永恒天”的荫庇下,人与人、人与万事万物相生相克,不可分离的和谐相处的关系。

《蒙古秘史》中的“阿兰豁阿五箭训子”的故事,也反映了阿兰豁阿利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天命观,以五支箭作比喻,编造了一个天赋论的说教,使五个不同血缘的弟兄“同一友好”,互相尊重、和睦相处。这个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的神话般的天赋论说教,所贯穿的认识观念世代相传,已融人于蒙古族的民族精神之中,成为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以弱制胜,发展自己的重要力量。但是,“和谐”也需要“有序”。所以李端察儿以“人有首,衣有领则撒因(撒因,好的意思)”为由,动员自己的哥哥不忽合答吉其他几个兄弟团结友好,齐心协力,终于征服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格黎克溪的百姓。后来,蒙古族的世世代代的母亲们无不是继承了这种思想和精神来教育自己的儿女的。在这种思想和观念的熏陶下,从蒙古包里就像山泉般地涌现出无穷无尽的格言、谚语、故事、传说,成为传播、培育团结、和谐思想的“园地”,例如谚语“有朋友的人像草原一样宽广,无朋友的人像手掌一样狭小”、“慷慨之心能容下大地,自私的心只能容自己”、伙子来了添力气,老人来了长骨气”、“团结之门被毁,福气之墙易倒”,等等。这一切都贯穿在家庭教育、祭祀活动、人际交往、集会结社、婚丧嫁娶等各种活动和习俗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被人们所共同遵守的生产、生活方式、管理制度、行为模式、伦理道德等,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和谐,提供了文化支撑和精神保证。只要我们把蒙古族的民间习俗、文化传统与蒙古包的结构、造型结合起来研究,就不难发现蒙古包的造型特征就集中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一贯追求的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和观念,是原生质的,经验型的,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成分,还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和谐”思想。

我们现在所讲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于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诸如“天人合一”、“与人和善”、“团结友爱”、“公平诚信”、“尊老爱幼”、“安定有序”等反映一定的“和谐”思想的文化成分,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遴选工作,把那些积极、健康的东西融人于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文化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说,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还有一个传统文化再生与新的民族文化重建问题,这就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所必须完成的一项历史性的任务。

——作者：贾晞儒，系青海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语言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