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草原猎牧人的刀剑是游牧人的原始工具。是杀生超灵的萨满活动。

    根据目前的考古和田野研究，亚欧草原青铜器的初始期以公元前3千纪末，早期主要分布在西亚及高加索地区，这一时期在东亚草原仅见打制的小型红铜器。西亚草原公元前3千纪初兴起了竖穴墓文化，这一区域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制造与使用的痕迹。短剑和斧的青铜工艺普遍而发达。而东亚草原的阿凡纳谢文化的遗存中仅见少量打制的红铜器，该文化分布于南西伯利亚到阿尔泰山地一带，是铜石并用时期文化，发现于米奴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纳谢沃山而得名。其人类学报告趋向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混生形态。到公元前2千纪的区域考古发现，奧库涅夫文化普遍流行于这一地区并向蒙古草原发展。这一阶段亚欧草原地带的青铜器发展及不平衡，草原西部区青铜文化的发展明显领先于东部地区，但这并不排除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青铜器独立起源的可能性。从黑海北岸到伏尔加河流域，青铜器种类的增多和批量生产的情况是青铜器在草原上的开始。各地青铜器制品在器类和造型上存在差异，同时具备早期青铜器共同的文化特征。东亚草原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兴起了安德罗沃文化，青铜器得到大力发展。到公元前13世纪，克拉苏科青铜文化占据了这一区域，同期蒙古草原的西部形成了以鹿石为代表的文化。鹿石分布在克拉苏科文化区的南部，其上的纹样与克拉苏科青铜器文化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鹿石的年代与此相关。鹿石文化和中国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以往亚欧草原西强东弱的局面，同时表明东亚草原冶炼技术有很大进步，其次，东部草原区域青铜文化的共同点增多，表明这一区域部族或人群的移动能力提高或交往愈加频繁，这可能与马的驯化以及马车的出现有关，这一时期青铜器上的动物母题造型急剧增多，表明畜牧业和狩猎在经济活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动物造型文化达到空前的发展的地位。

    青铜器的生活运用最先体现在刀具上，尤其对早期的游牧猎人，对野生动物的生命剥夺的灵魂慰藉，催生原始的巫术和萨满万物有灵的宗教启示。对刀具超自然的崇拜和祈福是原始人唯一能感知的，当然，为了生存的人类战争，刀具显然具有了超凡的神圣价值而被期待。因此如果了解青铜时代动物造型文化，必须深入对各类短剑和刀具的动物造型进行研究。在亚欧草原东部地区，青铜器兽头短剑最早出现在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其剑身呈柳叶形。青铜兽头刀后来变化产生了丰富的造型，孤背，环首和凸齿都是这一时期的造型。曲柄兽首式短剑取代了其他风格成为主流，并广泛的流传影响了中原农耕文化的青铜器发展。

    动物风格造型文化在东亚草原的兴起是在塔加尔文化时期，由克拉苏科文化发展而来，从陶器和青铜器造型分析，安德罗诺沃影响十分普遍。克拉苏科时期动物兽头圆雕得到的传统继续发扬，而塔加尔时期完整的屹立跪卧和扭曲造型，双兽对立和并立的造型饰牌出现在这一文化中。这一文化通过蒙古草原的游牧人传播到中国北方广大地区。

    动物风格的造型多以刀饰和金属饰牌留存为多，事实上骨雕、木雕及皮毛等猎牧装饰物品得到的传统继续发扬。常用的生活用品，都可以用动物的纹样去装饰与表达，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儿。动物风格的造型在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于欧亚游牧民族当中非常盛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后的几个世纪，甚至直至今天仍残存在于蒙古族牧民的生活当中。这些动物造型内容与题材尽管多种多样，但都给人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它们都是源自于游牧人自己的文化趣味而创造产生的独特的造型艺术作品。在其发展的后期，由于受到来自不同地区定居民族文明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变异，其中，埃及、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动物纹饰的影响尤为突出。

    与其他民族表现动物纹饰风格的艺术进行比较，斯基泰猎牧人的动物纹饰风格最有特色。其中较为典型的特征是“野兽风格”。食肉动物与草食动物的撕咬、扭曲的独特造型风格而使人难忘。这种风格特征的作品发展的后期虽出现了大量驯化的动物造型，并加入平行、对称的装饰手法,内容的丰富与题材和变异反映了猎牧经济文化向游牧经济文化的转变，但其独特的造型理念没有任何的变化，从而形成一种持久的风格造 。

    蒙古草原上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的匈奴人，对于近在咫尺的中原汉族高度发达的文化不接受，而忠爱远隔万里的亚述野兽风格的纹饰作品，这说明了民族审美心理与经济文化模式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同的审美选择。事实上这一地区丰富的矿产，奠定了青铜文化的物质基础。动物风格的小纹饰，较为实用的装饰猎牧人长袍的纽扣、带钩、金属饰牌以及剑柄皮带和马具的装饰。动物风格的图案化、装饰化成为其艺术发展和经济交流的标志，由此而完善了其精美熟练工艺技术，这种制作工艺普遍流传而为东西方游牧人所接受。这种自成体系的动物纹饰风格的作品一经流传，就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出形态各异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