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品格的张扬与世界视野的拓展
——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审美追求 

 
包明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浩茫的草原，千古壮歌。我国蒙古族文学于数千年的发展演进中，在保持鲜明的传统特色、个性气质及美学追求的同时，更以兼容开放的姿态，拓展视野，吸纳其他民族文学与文化的营养，从而不断的融入新质，绽出奇葩。它所充溢的艺术品格与文化精神，为一体多元、多中显一的中华文学注进活跃的基因，增强了综合创新、发展繁荣的艺术张力。

一
　　蒙古民族素有“马背民族”、“草原雄鹰”的称誉，马和诗歌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在远古时期，神奇优美、瑰丽动人的的祭词、祝词、赞词、神歌、英雄史诗、民间故事等作为蒙古族生活的一部分，在民间代代相传。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的《蒙古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文学巨著，成书于1240年。

　　13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崛起于中国乃至欧亚的历史舞台，影响了全世界。在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统一强大的元朝以后，大批蒙古族人因做官、屯兵或求学而迁居内地，学习汉文汉语，他们学习汉族的历史和文学。蒙汉文化的交融互动从内容到形式跨跃性地推动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不仅用母语，也用汉文创作了很多小说、诗歌、散典、杂剧等等，有作品传世的蒙古族作家数以百计，丰富推助了中国文学。乃至晚清近代，以尹湛纳希、哈斯宝为代表的文学家把蒙古族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推向一个历史的高峰。尹湛纳希用蒙文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红云泪》、《青史演义》和诗歌，以及他翻译的汉族文化典籍，还有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回批》，不仅反映了蒙古族文学思想艺术的品位，也体现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互动与融铸。

　　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文学走向新的繁荣，涌现一批蜚声于中国文坛的作家作品。例如：纳• 赛音朝克图的长篇抒情诗《狂欢之歌》，玛拉沁夫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阿•敖德斯尔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红路》，巴•布林贝赫的长诗《生命的礼花》，阿•敖德斯尔的中篇小说《草原之子》，葛尔乐朝克图的中篇小说《路》，朋斯克的中篇小说《金色的兴安岭》，安柯钦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等。还有，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作家萧乾的散文《草原即景》、《万里赶羊》，生活在河南的蒙古族李隼的短篇小说《夜走骆驼铃》、《车轮的辙印》以及蒙古族诗人牛汉的诗歌。

　　新时期以来，蒙古族作家队伍得到壮大，老、中、青三代作家，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中，自觉地回归文学，开掘潜质，走向文化，他们用蒙古文和汉文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这期间陆续出版的《纳• 赛音朝克图全集》、《敖德斯尔文集》，《布林贝赫文集》、《扎拉嘎胡文集》和《葛尔乐朝图文集》，玛拉沁夫创作出版的《茫茫的草原》（下部）等，是当代蒙古族文学的经典文本。其他产生较大影响的蒙古族文学作品有玛拉沁夫的中篇小说《爱，在夏日燃烧》，阿云嘎的长篇小说《僧俗人间》，力格登的中篇小说《生活的逻辑》，布和德力格尔的长篇小说《青青的群山》，郭雪波的的长篇小说《大漠狼孩》，韩•涛高的长篇小说《雾霭漫漫的草原》，布仁特古斯的长篇小说《空旷的杭盖》，白雪林的短篇小说《蓝幽幽的峡谷》，哈斯乌拉的短篇小说《虔诚者的遗嘱》，伊德尔夫的中短篇小说集《谁之过》，孙书林的长篇小说《百世苍凉》，巴根的长篇小说《人蠢》，《满都麦小说选》；查干的诗集《彩石》，阿尔泰的诗集《心灵的报春花》，齐•莫尔根的长诗《蝈蝈声声》，勒•敖斯尔的《诗选》，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寻找鲍尔吉》、《静默草原》等。

　　中外优秀作家对于文学发展的民族本土轨迹都有清醒地体认。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深有体会地说：“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历史文学潮流而动，而日本文学传统却是潜藏的看不见的河床。”纵观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蒙古族文学艺术的活水从古到今在自身的河床中流淌激荡，从题材、主题、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哲学宗教理趣到语言，都鲜明的体现着民族特点与民族品格。从马和韵文方面来说，“马背上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对马有特殊的感情，历代蒙古族文学作品中不但描绘了大量的各种类型、体态、毛色的马的形象，而且马的意象发展成为蒙古民歌比兴手法中喻意最丰富、运用最多的形象，从而使马的意象成为蒙古族文学、蒙古族民歌发展史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又如蒙古族具有古老而广泛的韵文传统，韵文不仅用于抒情，而且用于礼仪、交际、叙事，甚至连历史都用韵文书写，从而使蒙古族素有‘歌海’‘诗乡’之美称。喜爱和长于韵文表情达意，也成为蒙古族文学史的一个明显特征。”

　　如同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一样，蒙古族神话也是其族群与文学健康的童年，作为民族心理建构的原型，永久隐秘地启示着生命。鄂尔多斯地区古老的阿塔天神祭祀祷告说：“让我们避开妒忌者的恶意”，“让我们避开人世间的奸诈”。对妒忌和奸诈深恶痛绝几乎成了一种“民族性秘密”，体现于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蒙古秘史》里有此类的训喻。开创了蒙古族新文学先河的纳•赛音朝克图在上世纪50年代的诗作中依然强烈地体现着同样的精神特征：“当妒忌、仇视、欺诈像蛛网般密布的时候，你是一位烈火般燃烧的作家”（《鲁讯》）。扎拉嘎胡的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在表现嘎达梅林纯朗、正直、忠义的同时，突出地刻画与鞭挞了反面角色舍旺的叛卖与狡诈。

　　渗透于蒙古族精神文化的这种价值理念，还淋漓地体现于文学欣赏、文学评论和文学的比较上。晚清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在反复阅读了《红楼梦》之后，为薛宝钗的奸诈忌妒所惊惧。他犀利透辟地评价道，宝钗这个人物“乍看全好，再看就好坏参半，又再看好处不及坏处多，反复看去，全是坏，压根就没有什么好。……看她行径，真是句句步步都像个极明智极贤淑的人，却终究逃不脱被人指为最奸诈的人。”他还一语破的指明袭人的阴柔就类似于《水浒传》里的宋江：“这一件明明‘更要紧的’，却不开口就提，先用前面那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来劝，狡计诡诈到了何等地步？所以我把袭人看作妇人中的宋江。”

　　别林斯基有句老话：“越是巨大的诗人，就也越是民族的，因为他可以抓住民族精神更多的方面。”这话看上去陈旧，意思还是鲜活的。各个历史时期优秀的蒙古族作家的才情，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展露。例如《嘎达梅林传奇》强烈的民族审美魅力，除了对嘎达梅林等历史人物的成功刻画与价值评判之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对官场礼仪、宗教礼仪、民俗风情和自然景观的描写上。作品从僧侣、佛堂、王府、庙宇、宴席、卧室、皮鼓、铙钹、振铃、飞钗到花卉、苦蒿、草木、沙丘、牛欢、马奔、蜂拥、鸟啼，从瑰丽神奇的月夜到血雨腥风的战场雕琢的细致入微，活脱传神，真实地再现了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风貌。这些都是同人物活动互为依存的。

　　另外，蒙古族语言“词汇中表达游牧经济文化的词语特别丰富，产生于游牧文化生活土壤的谚语格言非常有特色。所有这些因素使蒙古族表情的文学语言表现独特的民族风格。特别是受语音、语法制约较大的蒙古族诗歌，在发展中形成以押头韵为主要音韵，以轻重音节为基本节奏的音韵格律”。箴言、训谕、谚语、格言和语言风格的影响，一直传承到当代文学创作中。例如：“往事在呼唤记忆，今天在提醒明天”，“骏马不怕草原宽，亲人不怕路程远”，“绿是大自然的笑脸，黄是大自然的愁容”，“美梦噩梦重复的机会是均等的，需要重复什么，也因人因事而异啊”，“上面的松草死气沉沉，冷笑身旁比他们更寂寞的土地”（长篇小说《驼铃的回音》）。由此可见，民族独创性，民族特色与风格，是蒙古族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身份标志，是蒙古族文学审美品格的精魂。

二
　　蒙古族文学的的演进发展也鲜明地体现着兼容开放的视野，渗透着其他民族文化与文学的因子。远古的神话、祭词、祝词、赞词、英雄史诗与民间故事，都蕴含着突厥、匈奴、鲜卑等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尹湛纳希是近代蒙汉文化融通与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首先在精通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掌握了汉、满、藏及梵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而且博览了汉族史记、满蒙画册、藏族纪文译稿和维吾尔历史译稿；亲笔抄写了‘三体会譬’与‘五体会譬’的《清文鉴》书，还对汉族的《资治通鉴》、《朱子通鉴纲目》、《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做了深入研究。”“一种意义只有当它与另外的意义相遇或相接触的时候，才显示其深度，它们加入了一种对话，这就超越了这些特殊意义和特定文化的封闭性与单一性。”尹湛纳希非常开明通达地慨叹长期受黄教窒闷下的精神文化缺失，毫不偏狭地推崇引介汉族诸子百家的文化成果。他说：“尹湛纳希我虽然不能通这《四书》的微末，却将它抄出来，或许后世能有读懂者，也便是为蒙古族作些微的贡献。”正是由于视野开阔、兼收并蓄，才使得尹湛纳希创作出《一层楼》等传世佳作，跃上蒙古族人文精神的巅峰，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开辟出高远的境界。从而使自己成为蒙古族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巨擘。尹湛纳希、哈斯宝都很崇仰敬佩明末文学家金圣叹。哈斯宝明确地申明自己文艺评论的手法师金圣叹。“但是哈斯宝对金圣叹敝视劳动人民，‘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的态度表示了异议，声明‘我批的这部书，即使牧人农夫读也不妨’”。这都说明近代蒙古族文学家对汉族文学研究理解得何等精严。

　　新中国成立后的蒙古族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受内地文学影响最大，总体的艺术价值上体现着“红色经典”的特征。如歌颂新中国、歌颂民族团结，倡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赞美崇高，有强烈的道德感等。这一批老作家少年时期都受过民族民间文学的熏陶，都有较为浓厚的民族文学的功底。同时，他们都精通汉语，有很深的汉族文学修养。在外国文学方面，受苏俄与西欧文学的影响尤深。在国内外文学的影响下，叙事方法和和艺术含蕴也有很大的拓展。布林贝赫的诗歌《命运之马》在意境及情境的创造上就很得汉族古代诗词的启迪。《嘎达梅林传奇》中显现的预感和梦境，仙女与妖怪，奇特的遭际及玄妙的偶然，可以说是借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新时期的蒙古族作家在多元文化与繁杂思潮的的促动中，不但没有显现失语的焦虑，反而倒更加自信从容起来，他们在开放文化的参悟中，开掘民族文化传统中潜隐的珍宝，以民族的眼光和人类的视野加以审视和表现。敬畏天地，爱护生命，是蒙古族人心灵中久远的信念。在现代生活的映照下，有些信条显得格外珍贵。例如，几百年来，在蒙古族就有世代相传的狩猎之道，忌讳猎杀怀胎的、带仔的、睡眠的以及幼小的动物。与此相呼应，一些中、青年作家创作了一批环保题材的作品，珍惜自然，爱护生态，奉天承运，天人合一，追寻某些渐逝的文明，就是蒙古族作家郭雪波不懈的追求。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有些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在世界多国出版。他的短篇小说《沙狐》，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优秀小说选》。韩素音认为“郭雪波的作品给当代中国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一个新的视角。”青年作家孙书林，作为蒙古族的后代，他一方面为自己民族那强悍勇敢、奔放自由的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它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精神禁锢与蒙昧而消衰的精神而扼腕。在长篇小说《百世苍凉》中，悠远而曲折的叙述，传达出蒙古族新一代奋发振兴的呼声。

　　我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繁荣、长盛不衰说明，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张扬自己的个性，坚持本民族乃至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互动，并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度不断进行调适，激活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

三
　　我们正处在多元化冲撞、沟通、对话的历史新时期，加之通讯传媒的便捷，我们时时都能呼吸到信息与语义的新鲜空气，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这也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张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的机遇。大家清楚，这期间时有所闻的“文化全球化”“文化趋同”或“文学世界主义”之类的说法，隐含着虚假与霸权的意味，抑或是对强势文化的盲从。若对“文化全球化”作文化上互补互促的解读，那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否则，就会有谁化谁、化向何方这样难于给出答案的问题。

　　中外文学的发展证明，每一个历史热潮的到来，都会给世界带来影响，从而使很多民族与国家的文学，表现出某种相近的倾向与风貌，但终究还是在本身艺术轨道上前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欧洲，影响了世界，影响了拜伦、雪莱、司各特、歌德等别国的作家。但欧洲文学并没有“大革命化”，司各特等英国作家反过来影响了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等法国作家。“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埋藏，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结合起来，到了18世纪，欧洲竟然法国化、哲学化了。这时期三个阶段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时间长短不一的语言统一时期------至少是承认一种被普遍运用，并受到热爱的语言占了优势的时期。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文学民族个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传承性。从当前直到永久，我们所应注重和强调的应该是民族的、国家的文学。民族品格的张扬，才能推动世界文学的多彩，避免走向单一，进而也提升了人类的文明。所以，世界性则是文学民族性的追求的理想。

　　远水有浪，他山有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有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既然大家都有优越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人处。这就需要每个民族的作家能以开放的姿态，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沟通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并凸显自己的长处，创作出具有世界高度，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马尔克斯曾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族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特别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我国白族诗人晓雪，满族作家颜一烟，彝族作家李乔、吉狄马加，达斡尔族作家孟和博彦对歌德、普希金及其他伟大作家的喜爱、研究和学习是众所周知的。藏族作家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说：“这部小说的成功，还有很多方面因素。比如我在地方史、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比如能通过汉语言从各国优秀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比如我把我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和满族作家叶广芩也都深有体会地说过，只有放开眼界来审视自己的民族与文化，才能开辟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只有超越自己，才能发展自己；只有走出去，才能飞起来。

　　总之，探讨和总结蒙古族文学的发展轨迹和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的关系，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于回应世界多元化的冲撞挑战，对于激发新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构铸强势的中华文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