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视野　重新反思13世纪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兼论成吉思汗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格·孟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摘　要：本文从历史的宏观视野和现代化的实际需要重新审视13世纪草原文化的历史性作用，解读成吉思汗成功的经验与智慧，提出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观点。这“三个走向”的观点，是对13世纪草原文化基本精神的概括，是对成吉思汗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总结。并详细地分析和论证了这“三个走向”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成吉思汗 “三个走向” 反思 草原文化 基本精神

　　800年前，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揭开了13世纪的帷幕，成为新世纪标志性伟大历史事件。从此成吉思汗子孙三代，在13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导演了威武雄壮的话剧，展示了草原文化的内在活力，描绘出游牧民族创造的辉煌而灿烂的历史篇章。因而史称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成吉思汗成为他那世纪草原文化的象征。
　　今天，站在全球化的高度，走向历史深处，回顾时代变迁，重新反思草原它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基本精神。这就是：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

一

　　走向统一是13世纪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完成和实现统一是杰出历史人物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蒙古秘史》描绘当时蒙古高原形势：“星光照耀的天空旋转，诸国造反，寝不安席，互相抢夺劫掠。草海所覆的大地翻腾，全国丧乱，卧难安衽，彼此攻杀挞伐”(1)。问题在于谁能消弭战乱，收拾局面，走向统一。时代呼唤着英雄，时势造就英雄，关键在于出现一个力挽狂澜，扭转局势的强有力的人物。“这个草原贵族阶级宁愿要强有力的（合罕），而不愿要像阿勒坦、忽察儿那样虽然有名但和弱小的首领，以及像撒察别乞那样容易动摇的勇士”(2)。
　　可是，成吉思汗恰恰是成绩最弱的，出于“除了影子没有别的伴当，除了尾巴没有别的鞭子”的困境，受到多次打击、迫害和洗劫。但是成吉思汗却在大难中崛起，在斗争中成长，以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小胜大，以弱制强，统一了蒙古高原，坐上了大汗的宝座。蒙古高原的统一，形成了蒙古民族，并迈入文明的门坎，使蒙古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建立了大蒙古国，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时中国也出于四分五裂，战乱不断，各自为战的皇帝，谁都不能，也没有能力承担统一的大业。成吉思汗讨伐金国，揭开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蒙古和金朝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迟早要决一雌雄。为了彻底消灭金朝，成吉思汗首先消除外围力量，出兵降服西夏和其他势力，接着消灭了金朝和宋朝，首次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由少数民族同志的统一政权——元朝，实现了中国的第四次统一，从而蒙古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提升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和金朝的同时，开辟了第二个战场。由于诸种缘由，出兵花剌子模，马踏中亚，挥戈欧洲，横扫欧亚大陆，经过长期的征战，创建了四大汗国。后来又创建了贴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形成了容纳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并存时代。
　　统一蒙古高原、统一中国、统一欧亚大陆，这三个统一的事业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创立的震撼古今，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非凡奇迹。
　　成吉思汗的三个统一是伴随着走向开放一起进行的，这是统一事业中体现的最显著特点。成吉思汗的开放是立足于蒙古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借助于草原文化的开放性特点，用铁骑的神奇力量开拓的。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人类历史上是首创的，也是空前的。不仅包括开拓的疆域，建立横跨欧亚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更为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打破了洲际界限，冲破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堡垒，打开了通向世界文化交流的镀金大道。
　　由于它的伟大的征服实践，使蒙古民族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使草原文化接触到了中国文化系统、印度文化系统、阿拉伯文化系统以及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广泛地交流了东西方文化。。从而使蒙古语言文字成为第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文字，把草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国，掀起了蒙古旋风，游牧文明席卷全球。“蒙古人横扫全球，即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3)。把草原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成为连接文化系统的桥梁，形成了草原文化的世界性特点。
　　开放是双向的，在其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各民族的文化内容，提升了文明的水平。蒙古民族影响其他民族，使人们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草原文化，世界上，特别是欧亚地区山川地理的名称，动植物名称上都有蒙古语命名，在人类学上也将亚洲人种称之为蒙古利亚人种。“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4)等方面都有蒙古人的影响。同时，蒙古人也接触到全国的各族人民和各种文化的影响，吸收了很多有利于发展自己文化的积极合理的因素。蒙古语言文学的词汇中有不少的外来语，表现了名词术语方面的混合词。蒙古人的名字、官名曾用过多民族的称谓。在生产和生活以及战争方面使用的器具、武器等方面也受到各民族的影响，广泛的吸纳了先进科技和文化的成果。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使草原文化登上世界舞台，使各种文化相互冲突，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使草原文化接受了严峻的挑战，又得到良好的发展机遇，各种文化达到了整合创新，为开创现代化的文明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
　　走向统一，走向开放，必然带来文明的兴起和发展，因此走向文明是走向统一、走向开放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开放的事实，予以承认，并有肯定的倾向。但对走向文明问题上大部分人是否认的，认为统一和开放的过程和结果却是走向野蛮、走向黑暗、走向倒退。问题的分歧就在这里。我认为，成吉思汗走向统一，走向开放，是符合时代的历史潮流，适应客观的发展需要，顺应民心的历史性举动，其结果恰恰是走向文明、走向光明、走向进步。
　　文明和野蛮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现象，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这是总的趋势，是不可违抗的规律。不可否认，成吉思汗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过程有着血腥的、残酷的野蛮行径。这应该批判和谴责。但不要夸大，不要忘记历史和阶级局限的制约，不要忘记所处的时代形式和客观要求。毛泽东同志说过：“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对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5)。有些学者离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事实，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谈论文明，评价历史人物，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战争而言，人类历史上没有不死人、不破坏的战争，只有死的多和少，死的原因和理由以及破坏的程度不同等问题。况且成吉思汗发动的战争大部分是报仇性、防御性和维护主权性的。事出有因、出师有理。所以，当时的形势，只能用战争方式“走向”，而获得和平和文明。大量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在实践中把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思想斗争结合起来，综合性的运用，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方式。把统一和开放有机地结合，在统一过程中开放，在开放过程中统一。统一是开放的基础，前提条件，而开放是统一的手段，是走向文明的必要途径，而文明又是统一的开放的结果。这是成吉思汗言行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英明的战略思想。这些雄辩的说明，成吉思汗不是穷兵黜武的鲁莽家，不是无情无义的刽子手、暴君，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统帅”(6)，具有非凡智慧的政治家和沉思默虑的哲学思想家。

二

　　人来社会文明史的演化嬗变，15世纪之前基本上是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相互冲突相互对峙、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渡过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7)如何评价13世纪蒙古人为统一中国，征服世界而掀起的狂飙风暴和重大举措。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基本上否定的看法。他们根本上不承认游牧民族是创造文明的民族，将其排斥在文明之外，认为是野蛮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入侵在历史上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而起不到根本的变革或建设性的作用。就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和蒙古人的统治来说“并没有改变已经确立起来的四大宗教——伦理价值系统，……试图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来管理当地的人民，结果很快就被赶走了。到了14世纪，蒙古人的四大汗国和元朝都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地瓦解了和衰落了”(8)。
　　另一种观点是基本上肯定。美国学者杰克•威泽费德用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了恒吉思汗留下帝国基业维持和发展了150年，之后随人衰落了，但不是“像骄阳下的冰雪”一样迅速的瓦解了，不是“很快就赶走了”。他的后代继续统治了各式的大小帝国达“七个世界之久”。如莫卧儿王朝，在印度的统治直到1857年。成吉思汗最后一位统治者后裔是阿里可汗，即布哈拉埃米尔，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权，直到1920年他才被高涨的苏维埃革命浪潮所罢黜(9)。
　　有的学者研究世界历史认为，人来社会的世界体系曾出现过两次。一个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近代人来社会的世界体系。在这之前几经出现过一次“维持大约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这是由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所促成的(10)。我认为，历史是不能隔断的，从历史的连续上看，第一个“世界体系”为后一个“世界体系”创造了前提条件，奠定了基础，而后一个世界体系是前一个世界体系得继承和发展。可以这样论断：重则说，没有前一个世界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后一个世界体系；轻则说，没有前一个世界体系，就不可能产生后一个世界体系；轻则说，起码要推迟几个世纪后方有产生的可能。因为13世纪的欧洲还处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蒙古族的金戈铁马震响了欧洲的大地，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在他的推动和刺激下，欧洲开始了空前的技术、贸易了思想革命，出现了文艺复兴，迎来的资本主义的曙光。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当今的“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11)，改变了当时世界格局和发展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12)。他成为“缔造全球化世界的第一人。”
　　成吉思汗对外开放，走向全球。在他统治的范围内，“在思想与知识方面，有意识地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经贸开放之门”(13)。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 ，开辟了新的通道，首创了第一个国家间的邮政通讯系统，建立驿站，来往自由，连接世界各地，构建当今互联网的最初形式。特别是建立自由贸易地区和制度，和平自由通商，有人称之为当今世界贸易组织的雏形。所有这些，加快了世界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交流，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了世界的文明程度。
　　文明是文化的精华，而文化的精华，只有在交流中体现，比较中显示，并在碰撞、交流、融合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促进文明程进度的提高。成吉思汗受到草原文化的笃厚的 滋养的深度教化，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挥草原文化的力量并达到了淋漓酣畅、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样丰富和发展草原文化，检验了他的力量，同时又发现了他的弱点和不同之处，因此，在实践活动中成吉思汗一方面保护和发展了草原文化固有的特色及具有的优势，另一方面非常注意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为此他特别重视人才在战争中保护一技之长的人，唯贤是举，不拘一格提拔和重用人才。他重用塔塔统阿、耶律楚材等人，发挥了他们的专长，在创建文字，治国安邦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在西征的战事期间，与长春真人会面三次，均有记录，“除蒙文记录外，还要保留一份汉字记录稿”。在最后一次会面时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14)。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这个历史性会面，说明了成吉思汗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而是能亲自阅读记录的文化人，表明了成吉思汗时自知之明，虚怀若谷，勤恳好学的聪明人，也体现出尊重文人，重视语言文字的平等和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权利的文明人。
　　长春真人是大名鼎鼎的“道教七真人”。成吉思汗邀请长春真人表明了对汉族文化的推崇备至，求贤若渴的态度。与他会面说明他愿意接受和学习道家的哲理，对此深信不疑，竭力尽能；也表示了他对宗教的态度。他认为，一些宗教应受尊重，不得偏爱，不得歧视。宗教平等、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仅保证了赢得民心、凝聚力量，使战士获得极大的成功，同时保护和提升了历史文化的文明水平，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鼎力局面，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以后蒙古族信仰佛教以及其他宗教，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条件。
　　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是13世纪草原文化所彰显出来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性力量，成为以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13世纪以后各个国家、都是围绕着统一，还是分裂；是开放，还是封闭；是文明，还是野蛮为内在中心内容而展开的。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三个走向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逆转，这个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历史进程中的成功，说明了成吉思汗较好的解决了统一、开放、文明三者的关系，证明了成吉思汗具有深邃的哲学睿智和高超的生存思路。而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恰好反映了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正确总结了成吉思汗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贡献。
　　历史证明：社会发展中不走向统一，就不会有坚实的力量；不走向开放，就没有强盛的出路； 不走向文明，就没有希望的未来。历史选择了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选择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道路。大量的事实说明，这“三个走向”的道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贯穿着“三个走向”的基本精神，只是采取了战争和剥削得手段，在更广阔的空间，更长的时间，坚持不懈地“走向”而已。由于蒙古人的开放性西征，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带到西方，使西方走向世界，用指南针，开辟了航海事业，发现新大陆，进行海外贸易。用火药制造枪炮，发动战争，占领市场，逐渐建立起全球化的殖民地。而发明指南针、火药的中国，实现了统一，结果落后导致挨打，其原因在于把成吉思汗的开放精神给丢掉了，走向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处于夜郎自大，孤芳自赏的封闭状态中，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失去了竞争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近现代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充分体现了“三个走向”的必然趋势。中国要统一，领土要完整，主权要独立，民族要团结，决不允许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的活动。统一的方式是根据实际需要，战争与和平兼而用之。打破封闭，改革开放，而开放的方式只能是和平的、平等的，和谐共处，互利双赢。在统一的前提下，改革中学习，开放中交流，稳定中发展，共同提高，推动文明建设。在“三个走向”中逐步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个当代世界的主题，坚持和发挥社会主义的方向和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设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正确地解决好统一、开放、文明三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复兴。这一点正是成吉思汗影响深远，震撼人心，媒体关注，引起轰动，成为超越历史时空的历史人物和崇拜对象的奇特魅力之处，是后世连续不断研究它的世界性的意义所在，是草原文化之所以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进入近代文明，走向现代化时草原文化给予我们的深刻启迪和教育。

三

　　草原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三次大的重心转移的奇特现象。13世纪重心在三河流域（现在的蒙古国），其代表人物是成吉思汗，代表作是《蒙古秘史》，主要受突厥等北方民族的影响。后来重心逐渐南移，17世纪前后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代表人物是萨冈彻辰，代表作是《蒙古源流》，主要受藏族的影响。之后重心又渐进东移。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转移到中国的东部地区，其代表人物是尹湛纳希，代表作是《青史演义》，主要受汉族的影响。这是“五•四”运动以前，草原文化在传承和流变中出现的规律性现象。这种文化中心的转移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及不同民族的影响，但是文化重心转移中还有不变的因素，形成了草原文化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性。一是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以蒙古传统文化为背景，形成了继承和发展的脉络。二是代表人物是成吉思汗本人和他的嫡系后裔。三是代表作的内容主要是成吉思汗的先辈和他以及黄金家族的业绩。四是使草原文化形成了适应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达到了草原文化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结合，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帝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结合，物质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结合，提高了蒙古民族的整个素质和文明水平，找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切入点，从而不断地促进草原文化的发展。
　　随着汹涌而至的全球化浪潮，草原文化面临着第四次重心转移的问题。这表明草原文化要顺应全球化大潮，继续弘扬“三个走向”的基本精神，以便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系统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选择，重塑草原文化，探索民族复兴，文化繁荣的道路。我们应创造条件，使我国特别是内蒙古力争成为国际蒙古学中心，这是我们肩负的历史性任务。
　　一：与以往一样，第四次中心转移，仍以研究成吉思汗为中心内容。在研究成吉思汗方面必须有新的突破和创新，要体现出时代特征，要彰显研究的普遍意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典型的代表，都有文化功臣。成吉思汗是草原文化的传承者和集大成者，是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先驱者。他的伟大的实践，杰出的思想，超凡的魅力，独特的品格及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一个民族，而且加快了人类进步的进程，提升了人类的文明水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他的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研究的最多，形成了“成吉思汗热”。所以成吉思汗的研究在草原文化的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典型意义，研究的水平关系到草原文化的传承和国际蒙古学的最高水平。
　　把成吉思汗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从全球化的视角，以他的思想、智慧、性格、魅力的影响与作用，作为重点进行研究，重新认识成吉思汗，反思草原文化，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中出现的新特点。这个特点打破了以往专门研究阅历传记的框框，把客观与主体结合起来，以主体的思想智慧作为中心内容，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观点，评价更加客观、公正，结论更令人信服。因此，必须一次做为突破口，下达力气，潜心研究，拿出精品，做为第四次中心转移的标志性著作。
　　二、草原文化的研究不能停顿在表面的物质层面上，也不能滞留在客观历史的描述上，而应使研究纵深发展，潜掘深层次的东西。为此，必须研究蒙古族所有的文化成果，形成综合性的多学科的集合体。其中研究思想是核心内容。因为一个民族的思想是该民族文化的中心，没有思想的文化如同没有蛋黄的蛋壳，如同没有骨骼的血肉，成为没有生机活力，没有内容的空洞符号。研究哲学尤为重要。哲学是对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反思。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用黑格尔的话说，“庙里的神”(15)。“庙”是指文化，“神”是指哲学。“庙”的价值在于里面有供的神，没有神，人们不会去朝庙，庙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草原文化中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成吉思汗戎马一生，搏击一世，走向成功，不仅靠铁骑的震声，兵器的冷光，身体的强健，更为重要的是靠深沉的谋略，英明的决策，哲理的思路，用兵如神的思想。正如13世纪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所观察到的那样，‘他们通过科学手段取得了成功’。尽管蒙古人‘热衷于战争’，但他们如此快的进步，因为他们‘将闲暇时间致力于哲学原理的研究’”(16)。这里说明了蒙古族不仅有哲学，而且对哲学特别感兴趣，“哲学原理的研究”是蒙古人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对蒙古人取胜原因的独特的分析和创新性见解。
　　长期以来蒙古学只研究具体的科学，而且还局限于“老三门”（历史、语言、文学）而把草原文化的“神”——哲学，丢弃在一边，不敢问津，不敢研究。内蒙古自治区 自治编写出版《蒙古学百科全书》及《中国蒙古学文库》，研究了很多新学科。蒙古哲学史的研究是新兴学科，也取得了令人赞许的成绩，但是仍未引起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未能取得社会的认可。有些学者仍然宣传着不少少数民族有风富独特的文化而没有哲学的观点。近20多年来撰写了不少种版本的蒙古历史书籍，其中文化部分有很多内容，很有特色，唯独没有哲学学。研究文学、语言的学者们对哲学不感兴趣，对理论思维采取蔑视的态度。这样草原文化的精华得不到传承和发展，游牧文明成为没有活的灵魂的文明，留下来的只是制度性物质性的表层文化，这样下去他的生命力将会受到遏制，发展空间将会受到局限。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局限性，提高理论兴趣，重视理论思维，研究哲学，这是现代蒙古人的一种文化自觉，民族觉醒的理论表现，也强烈的表达了走向现代化的志向。
　　三、13世纪以前蒙古部落还是弱小的，没有势力的，受其他部落、民族和国家的欺凌、压迫。而成吉思汗九岁失去父亲，家庭衰败，丧失权威和力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什么成吉思汗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最后得到成功呢？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证，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我认为，成吉思汗的成功，用蒙语说就是拥有“额儿迭木”。“额儿迭木”由两个词构成。“额儿”是指实力、力量、勇气、胆量等。“迭木”是指技巧、计谋、智略、技艺等。事实证明：有实力而没有智略，力量使用不当，成不了事；光有智略而没有实力作后盾，也显不出水平。只有既有实力，又有智略，做到智略和实力相结合，智勇双全，才能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的。
　　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的作用，是主观和客观条件相结合，内因和外因共同协调的结果。但是不能忽略成吉思汗个人的智慧。他母亲评论他和他弟弟们说：“我的铁木真，心胸有额儿点秃；我的哈撒儿射箭有气力额儿点秃”（17）。札木合总结成吉思汗胜利之原因时也提到“额儿迭木田兄弟”（18）。当时乃蛮塔阳罕失败在于他“除了放鹰猎兽两事之外，再没有别的薛惕乞勒额儿点”（19），意思没有心志和技能。这充分说明，成吉思汗取得成功在于他具有非凡的“额儿迭木”，而其他人的“额儿迭木”，不如他而已。他的“额儿迭木”表现在军事、政治、外交、用人、思想等各个方面。这里道出一条真理：只要人有了“额儿迭木”，就有了成功的基础，就有了胜利的把握。所以，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只要具备较高的素质，具备了应有的“额儿迭木”，什么挑战都能应战，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事都能做成，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研究草原文化的关键就在于使文化变成智慧，变成力量，变成方法，让人们去掌握、去运用各种“额儿迭木”，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样就有希望，就有前途。成吉思汗的成功，为弱小者、为落后者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当今世界要研究这里的经验和奥妙有着更大的现实意义，给予人们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四、第四次草原文化中心的转移，标志着哪个国家将成为国际蒙古学的中心问题。成吉思汗在当年的统一开放的过程中，做到了既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又能吸收外来有用的文化,使二者有机地结合,从而提升和发挥了草原文化的文明程度和历史性作用。今天,我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蒙古学研究纵深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正确性必然带来的结果。这是中国蒙古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
　　马克思主义是普通真理,运用时必须结合具体实际.用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必须做到中国化。中国化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宏观上与中国的具体的普遍的实际相结合,另一个是中国由56个民族组成的。“五十六朵花”之间有差别,有些差别还很大,各具特色和优势,因此,中国化的过程中再进一步具体化微观上与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和文化特点相结合,才能使民族化的内容和形式更加具体,更加深入,更有成效。如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焕然一新,进入新的境界,形成了中国哲学的新形态。但这并不等于少数民族哲学也得到了改造,获得新生。这是两回事,要把两回事变成一回事,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批判地改造草原文化,改造蒙古哲学,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弘扬和超越,创造出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满足实践需要的、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和蒙古哲学.这是我们的神圣目的,也是责无旁贷的任务。
　　蒙古民族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能为世界培养出一个成吉思汗,这是草原文化的最大的、最高的价值,是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和文化遗产。成吉思汗属于蒙古民族,因为草原文化哺育了他；也属于中华民族,因为中华文化熏陶了他；更属于世界,因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成就了他。
　　他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这是重新解读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分析现实问题中概括出来的历史性结论,也是反思草原文化后体会到的基本精神。“一个不知道珍贵自己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民族,是不会有伟大前途的”(20)。成吉思汗是具有伟大思想的、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蒙古族人民敬仰和崇拜他,珍贵和弘扬他的思想,热爱并发展草原文化,这是蒙古民族所以能够绵延世泽,拥有生存智慧和发展生机的根本缘故。
　　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伟大的现代化的实践中,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不断深入地研究草原文化,研究成吉思汗,研究现实问题,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积极地吸收先进文化,达到草原蒙古文化地域性和民族性结合,帝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结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合,从中找到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的路标,构建和谐社会,振兴民族文化。这正是反思13世纪草原文化基本精神的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1)(17)(18)(19)《蒙古秘史》第244、244、201、189节。
(2)符拉基米尔佐夫著、刘荣峻译，《蒙古社会制度史》第1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3)(4)(9)(10)(13)(16)[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清等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第10、11（汉译本代序，第8页）、7、10、11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5)《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91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5月出版。
(6)摘引自《生活周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2004年第39期。
(7)(8)赵林著，《文明冲突与文化演进》第12、41-42页，东方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11)(12)巴拉吉尼玛等人编，《千年风云第一人》第33、23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14)[元]李志常、耶律楚材撰文、候仁之、于希贤审核、纪流注释，《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第145页，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出版。
(15)黑格尔著，《小逻辑》第35-36页，商务印书馆（第二版），1980年出版。
(20)薛广周著，《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总序），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