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以蒙古族游牧文化为例
 
 
 
胡敬萍 （国家民委政法司）
  
 
 

    内容摘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11月2日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及2005年10月20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先后得以通过，关于文化、文化多样性对于环境、经济、社会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认同。文化问题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关注，文化多样性问题紧随生物多样性问题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

    作为整体性概念的少数民族文化
    说到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不少人会立刻想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语言文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而往往忽略了对产生这种表层文化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那些制度性文化的关注和其作用的重视。以蒙古族文化为例，蒙古族舞蹈、长调、呼麦、搏克、蒙古包、蒙古袍，乃至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观、价值观、宗教观，都是蒙古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作为蒙古族整体文化基础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消失，而随着这种基底性文化的消失，那些位于文化结构表层的文化形式正处于衰落的边缘，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作为一种展示品被放入了博物馆。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挤压下，如何理解文化，以及如何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文化作为一种概念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内涵与外延，世界上关于概念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但在社会现实中文化无疑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的那样：“从最广泛的意义讲，应把文化视为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 【这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政策会议（MONDIACULT，墨西哥，1982年）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具有创造力的多样性》，1995年）及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斯德哥尔摩，1998年）的结论所下的定义】。
    对于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理解和尊重。因为就文化内部的关系和结构而言，文化是由表层文化、次表层文化以及深层文化相互紧密联系而构成的。如蒙古族文化就是一个以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包括与之紧密联系的歌舞文化、蒙古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乃至自然观、价值观、宗教观、文学艺术等表层、次表层文化的集合。在文化结构 内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起着基底的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次表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因此，关于文化整体性概念的问题，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看待文化，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如何切实有效地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各种实践。
    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文化多样性之于生物多样性犹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精神之于物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多样性或者说不同的生态环境是文化多样性产生的客观环境与基础。生态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人们适应不同客观环境的生计方式的多样性，这是文化的多样性产生的客观基础，而文化的多样性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特别是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关系中，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相互作用，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以蒙古族游牧文化为例，游牧是蒙古族为适应蒙古高原特殊的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不仅是确保蒙古族牧民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从本质上讲蒙古族游牧的制度性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蒙古高原才长久以来保持了生物的多样性，保持了绿色，成为中国内陆乃至东亚的生态屏障。鉴于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复合系统，而其生态系统又决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因此，一旦四元一体复合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文化的衰微，更是草原的退化与社会关系的失衡。
    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问题，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自然生态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这些文化是在当地居民千百年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它饱含着世代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特别是处于文化深层的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诸如游牧等我国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应该成为我们解决人类面临环境问题的重要智慧源泉，和对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宝贵资源
    文化多样性发端于对人类生存自然环境多样性的适应，并在与生态环境多样性的互动中得以丰富、发展与升华。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形态中，它不仅孕育着大量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智慧，而且显示出其绚丽多彩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识，作为民族工作者我也是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的。特别是近几年来，牧区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为我深化对蒙古族放牧制度、游牧文化价值的认识提供了机会。以往我们对蒙古文化的认识大多停留在表层文化上，为其激昂的舞蹈、委婉的长调所震撼，为他们深邃的自然哲学思想所折服，但对处于深层的游牧文化——放牧制度却鲜有认识。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为人类提供多姿多彩的艺术形式、文化享受、人生态度和精神家园，更重要的是她还提供了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文化有序传承的民间智慧和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
    就世界范围而言，对于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认识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的。在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对不同文化普遍奉行的是一种强制同化的态度和政策，并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改变土著原住民或其他少数族裔所谓的“愚昧”与“落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的不断抗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才将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与现实价值纳入了法律和政策的视野，逐步形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政策。近几十年来，随着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不仅不是一种负担、累赘，而恰恰相反她们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和精神动力。进入本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两个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公约就是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证明与肯定。
    文化多样性保护与民族政策
    尊重文化多样性就是尊重生态多样性，就是尊重生态演替的客观规律。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在重新审视当地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将这些民间知识智慧的科学内涵融入到现代的管理的理念中，制定并形成更加适合于本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内蒙古草原牧区为例，在政策制定中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千百年延续下来放牧制度—即游牧文化的合理内核，高度重视外在制度安排与内生制度的契合，以顺应自然演替规律、文化演进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对于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给以充分的重视，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在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而又更为窘迫的政策效果。
    尊重文化多样性不仅仅是对生物多样性、对现实生态环境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作为文化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尊重。也就是说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还意味着对于文化多样性主体的尊重。这就意味着，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还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主体在本地区建设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记得一位牧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少数民族牧民扶是扶不起来的，那只能增加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感，只有激发他们的自豪感、创造性，他们才会有希望。鉴于环境与发展问题与文化多样性保护问题密切相关，且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来自经济发展之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我个人认为，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决策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相关决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进少数民族成为地区发展、生态保护的主体，倡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去，帮助政府制定更加有利于充分发挥文化多样性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