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草原文化

——鄂托克前旗天主教音乐个案研究
 
 
 
南鸿雁（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本文以内蒙古鄂托克前期的天主教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当代天主教音乐的考察研究，就该地天主教音乐的本土化路径以及现代性变迁展开讨论。笔者认为，天主教的中国叙事象征性地体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与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由此我们也可看到草原天主教文化的多元内涵。
    关 键 词：鄂托克前旗 敖勒召其 弥撒点 天主教 天主教音乐

    引 言

    到江南工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有学生问我这样的问题“老师，听说你老家在蒙古，你们上学要骑马吧？”初时，我还耐心地回答他们“我家在内蒙古，蒙古是另外一个国家。我们那里的城市与这里没什么两样。”但这样的回答似乎很难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以后每遇相同的问题，我也就不再正面回答，反而与他们调侃起来：“我们在城里不仅骑马上学，而且还骑马上班。”我发现，这样的玩笑让他们很满足。
    学生这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罗曼蒂克式的想象，引发我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对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会产生这样的想象？难道这只是一直以来以《敕勒川》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所影响的结果吗？
    这种带有原始的、罗曼蒂克式的对异民族的描述与想象，在西方学界早有人对之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样的想象多少带有些殖民地现象的色彩。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样的描述想象在国外已遭到批评。但总的说来，许多人似乎仍将想象作为了解异文化的主要途径。
    中国学界对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和表述，似乎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在文学、影视、艺术、社会传媒报道中，中国少数民族几乎都是一些身着奇异、鲜艳民族传统服饰，唱歌跳舞，手捧酒杯，喜迎来客．．．．．．” 很显然，引发主流人群想象的是少数民族原始、自然以及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浪漫和猎奇，我的学生对于蒙古族以及草原文化的想象也同样基于这样的心理。然而，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异总是需要弥补的，这也正是作者历次考察和本文研究目的所在。
    本文以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天主教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当代天主教音乐的考察研究，就该地天主教音乐的本土化路径以及现代性变迁展开讨论。笔者认为，草原文化其实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传统的、均质的、原始的、充满罗曼蒂克式的图景。草原文化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成，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也有西方文化因素的渗入。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笔者认为，天主教的中国叙事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语境中与本土文化互动的一个层面。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草原文化的多元内涵。

    一、近代内蒙古地区天主教音乐寻迹
    天主教早在我国元朝初年传入蒙古境地，特别是在1900年至1949年的50年中，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四省，以及后来加入的山西雁门关北的十三县，被罗马教廷划归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CICM）传教区， 传教事业在这一地区得到快速发展。
    1875年，该修会派传教士德玉明（Devos Alfons）、费尔林敦到鄂托克旗传教，在得到察克都尔札布同意后，先后开辟了城川、巴音陶海 ，向当地蒙古人传教。尽管传教过程异常艰难，而且还不时受到地方政府、喇嘛教、资金缺乏、以及蒙古族游牧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困扰，但是传教士仍然在此地固守下来。据2004年统计，鄂托克前旗信仰天主教群众4491人，其中蒙古族2091人，全是本旗境内群众；汉族2400人，多以陕西定边、靖边移居或婚嫁到本旗境内的居民为主。 笔者也曾与当地神职人员的访谈中，得知当地蒙古族教友约有4000人。尽管官方政府与教会的统计有数字出入，但是，就蒙古族教友信仰比例高的问题，仍然是可以被证实的。这些数据足以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天主教传入鄂旗，无论对蒙古族还是汉族，在文化、信仰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派驻管理蒙古教区的传教士绝大多数为比利时神职人员，仅有少数中国神职人员辅助工作。比利时传教士大都受到过很好的教会教育，虽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主旨在于劝化蒙古族、汉族、回族等当地人民奉教——不同于通过兴办教育来达到传教目的耶稣会，但是，教会对于派到中国传教士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吃苦耐劳、学识渊博几乎是所有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所必备的品格和资质。
     今天，我们从当年传教士遗留下来的相当一部分文献中，仍可以发现当时圣母圣心会神职人员在传教的同时，对当地语言、风俗、地理、文学等均有深入的学术研究。如田清波神父（A．Mostaert）的《鄂尔多斯婚仪》；董国清神父（P．Dols）《热河省语音研究》；龚德华神父（J．Kler）《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婚俗》、《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出生及幼年时代的习俗》 ，这些著作都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当地民族文化、民俗的重要历史文献。
     派出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是天主教传统的传教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使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适应本土文化，使民众更多并且尽快入教是最实际、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早期的传教士们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无庸置疑，早期传教士对当地文化进行研究的动机，主要是出于传教的需要。明朝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传教士的水平，了解中国国情，尊重儒家文化的传教策略的制定，就为后来天主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扬打下了基础。
     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教士们当然也会产生相同的动机或遵循同样的传教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由于本文以音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所以，笔者试图从众多文献中发掘与音乐相关的实证材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录：彭嵩寿神父（J．Van Dost）研究绥远汉人的歌谣，记下音谱，并写了论文《鄂尔多斯南部的汉人歌谣》；这之后又有葛永勉神父（F．Claeys）继续在这一地区研究蒙古人的歌谣并有论文发表 。虽然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看到这两篇论文的内容，但是，这个发现至少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笔者在走访内蒙古教区现健在的三位九十多岁老神父时，他们也都提到这位比利时神父，曾经用内蒙古传统曲调、旋律对圣歌进行过改编。其中一位老神父，由于当年负责修院修生工作，还保留有这些经过改编的圣歌。如，圣心歌：《吾主圣心万德充》、《耶稣圣心至甘至贻》、《圣心爱我》、《吾主圣心爱人情真》、《可爱可钦主圣心》；圣母歌：《天神之后》、《请众欢欣》、《万福母皇》、《至洁至净》、《天上的母皇》、《圣母爱人情深》等 ，这些改编的圣歌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

    二、敖勒召其 弥撒点与蒙古族神职人员

    图 1敖勒召其弥撒点 2007年8月
    敖勒召其弥撒点 （图1），位于鄂托克前旗旗府驻地敖勒召其镇北。面积二亩九分五，以前曾是厂房，现在重新翻盖了几间坐北朝南的砖瓦平房，带一个院子。礼拜的房间大约60－70平方，除了祭台外，还可摆放约18排跪凳，如果每排跪凳三人，加上过道面积，可以容纳近80人。
    目前，负责该弥撒点的是内蒙古教区惟一的一位年轻蒙古族神父。虽然当地蒙古族教友很多，但是能够通过修道晋铎成为神职人员的则非常少。据一位当地热心教友搜集统计，从民国以来，该地共有十位蒙古族修女（图2），五位神父。（图3）

    图 3民国以来蒙古族神职人员
    这个弥撒点的常驻人员，仅有负责看门的一位70多岁蒙古族老年妇女和这位年轻神父。笔者在与神父的访谈中了解到，平日进堂教友较少，大一些的瞻礼庆典会有一两百人。目前弥撒点还没有正规的唱经班，主日时，由一些老年教友带领到堂教友负责仪式中咏唱。笔者也在一个早晨进堂，发现当天进堂教友不及10人，都是老年人，女多男少。进堂后相互并不多言，都很虔诚地吟诵起早课经文，在随后的弥撒仪式中，大家根据立在祭台一旁的黑板上的提示，配合唱诵不同圣歌。这张提示板的内容很有特色，蒙汉文都有。（图4）黑板上所标记的“西”是指西安教区出版的圣歌集《圣教歌选》。

   《圣教歌选》（图5）是西安教区1993年初版，内部发行的圣歌集。歌集包括了近400首圣歌，简谱版，绝大多数圣歌歌词为中文，小部分圣歌歌词是拉丁文、中文并列，还有几首完全拉丁文歌词的圣歌，如《感谢弥撒套曲》（Te Deum Laudamus），五部分完全是拉丁文唱词（Kyrie垂怜经，Gloria光荣颂，Credo信经，Sanctus感恩经，Agnus Dei羔羊颂），唱词配以简谱，两个声部，以及中文标示的演唱情绪与节奏速度要求。
     该弥撒点所用圣咏歌集，除却上述西安教区的中文歌集外，还有一本蒙文圣歌集。（图6－1，6－2）

    这本蒙文圣歌集是目前敖勒召其弥撒点、城川镇天主堂、糜地粱天主堂三地蒙古族教友在弥撒仪式中唱咏的惟一歌集。这本歌集的翻译由上述民国以来蒙古族神职人员之一的马仲牧翻译，2002年10月作为内部资料出版。
    弥撒点除了上述介绍的两种圣歌集外，其他与音乐相关的实物仅有一架台式五组键盘雅马哈牌的电子琴（7－1），一个被堆放在杂物间破旧的中国鼓（7－2）。

    以上这些实物是笔者在走访该弥撒点时，见到的能够代表有音乐存在的实证物件。如果仅仅依靠对这些实物的描述，我们还很难看到这个弥撒点的宗教音乐生活面貌。在此，就需要研究者更进一步探察这些实物背后的故事。
    负责该弥撒点工作的神职人员主要有两位，即上文提到的年轻神父以及那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由于该地区历史上就是传统的蒙古族教民信仰传教聚居区，所以，在今天该地区信教民众比例中，蒙古族教友依然占多数。由此，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即在一台仪式中如何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蒙古族教友、汉族教友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共享；弥撒圣祭时，蒙汉教友如何唱咏等等。年轻神父给了我们以下回答。

   “弥撒点在举行仪式时，经常要使用两种圣乐歌集，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两种（上文提到的图5、图6）。这么做实际上解决了语言不通的问题，因为同一台弥撒时，蒙古族教友和汉族教友要一起唱咏，所以，我们尽量选取两个歌本中相同的圣歌。另外，在大的瞻礼庆典时，来进堂的教友多，我们就会主持两种语言的弥撒圣祭。也就是说，主祭者先用汉语说一边经文或者讲道，再用蒙古语将一遍。用汉语进行弥撒时，汉族教友负责演唱圣咏，蒙古族教友在一旁默祷；用蒙古语进行时，蒙古族教友则负责演唱，汉族教友默祷。唱经可以穿插。”
    笔者接着问道：“那这样一台弥撒下来，岂不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这样做势必要求神职人员一定要蒙汉文兼通？”
    答：“是的。我们作一台弥撒下来的时间往往是汉族神父作两台弥撒的时间。这样的弥撒肯定要求主祭者要蒙汉兼通，这里目前只有我和老主教可以行这样的弥撒。当然蒙古族修生也有几个，但是在没有圣（晋铎）之前，他们不能进行主祭工作。”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行史上，针对少数民族传教的史实很多，在相关史料中，我们发现当地民族语言或汉族各地方言总是会给传教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掌握民族语言、地方方言便成为在这些地区传教的所有传教士首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历史上敖勒召其弥撒点蒙古族神父的做法，应当是目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教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成功典范。 主祭者为了体现教会的合一精神，弥撒中，要求蒙古族教友负责咏唱光荣颂、信经、天主经三部分；汉族教友咏唱垂怜经、感恩经两部分。 以此来增加信仰上的分享。
    弥撒唱咏得以维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蒙文《要理问答》、《圣经选编》、《圣咏歌集》等教会资料的翻译出版。而这些翻译编写工作则主要由老主教负责完成，下面就是笔者就《圣咏歌集》的译编问题与老主教进行的访谈对话。

    问：“您选编的这本《圣乐歌集》，您认为有什么特点？”
    答：“首先这是一本蒙古文的圣歌集。从汉文翻译成蒙文、从拉丁文翻译成蒙文，这不是简单的直译，而是要达到意思上准确（意译），而且，最困难的是，这三种语言在韵律上不一致，作为唱词，它要求有韵律，所以，我翻译时，要不时加减一些内容来配合旋律进行。从拉丁文直接翻译要比从中文翻译简单点，因为有的中文经文很难译成蒙文，我就需要再看看拉丁文的意思是什么。”
    问：“您歌集中选用的曲调主要来源有哪些？因为我们在各地的教堂中看到很多不同旋律曲调的圣歌，但在您的圣歌集中，似乎曲调都很简单，每首圣歌都很简洁，没有拉丁圣歌那样长大和多声部的要求。”
    答：“这个歌本一共编入135首圣歌。有些调子是以前教会传统的曲调，都是我凭记忆，因为老歌本都没了，凭印象，解放前我们修道时学的那些拉丁经曲。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咱们这儿的曲调改编的，大家都会唱。没有合唱，因为大部分教友没学过音乐，越简单越好。”

    天主教作为外来宗教，要想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传行，经文、歌曲的翻译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天主教传统的书面文字是拉丁文，所以神职人员首先要学会拉丁文。从上述谈话中，我们了解到老主教解放前修道时，跟外国传教士学习拉丁文，通晓拉丁经文。笔者也曾问过年轻的蒙古族神父是否懂拉丁文，他说他的拉丁文水平仅是初步的程度，在修院学习过一点。由于老主教精通蒙古文，又通晓拉丁文，这不仅为翻译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更为他宣讲教义的权威性奠定了基础。
    这本歌集旋律曲调正如老主教介绍的那样，一部分源自教会传统经歌曲调，大部分则是根据当地民间音乐曲调改编，既有蒙古族音乐曲调，又有汉族音乐曲调。而且考虑到当地教友的受教育程度，圣歌选编都很短小、曲调很容易掌握。一般一首歌的歌谱不超过30小节，即谱例书写不超过3－5行，调式完全是大调，节奏节拍为2/4拍或散拍。曲调方面，一些拉丁传统经文曲调，完全就似吟诵 ；一些民间乐曲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说，则是耳熟能详的旋律。 关于借鉴民间音乐元素创作改编圣咏的做法，在国内其他教区都很流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直接将流行音乐旋律改编为圣歌，而经济较落后地区则以借鉴当地民间音乐元素进行圣歌创作为多。
    关于圣歌编创，年轻的神父也有自己的想法，“能够体现本地特色的圣歌是最受欢迎的，我们目前在搜集整理以前的经歌，尤其是那些融入鄂尔多斯音乐的经歌，将来准备结集出版。目前我们还请了一位懂MIDI制作的小伙子，帮助我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出版蒙、汉、英三种文字对照的圣歌集，演唱者也找好了，是巴音浩特，阿左旗的郝日勒。”年轻神父的一番话，表明他并不满足于目前的状态，结合本民族、立足本地区的圣歌创作改编计划成为他未来工作重心之一。
    目前，弥撒点还没有乐队，上文所提在杂物间笔者看到的破旧中国鼓，是过去准备成立乐队买回来的，结果乐队没有组织起来，就闲置了。据神父介绍，近一两年，弥撒点准备投资一万元，购进鼓号，成立鼓号队，在大的瞻礼庆典时，演出一下，既可以活跃气氛，又增加宣传力度。

    结 语
    笔者通过对近代直至目前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尤其是鄂托克前旗天主教音乐的梳理考察发现，天主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文化上早期体现出的异文化，以及后来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直接影响到其音乐的构成和发展。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代草原天主教音乐的特点归纳为三点，即对于教会传统音乐的继承延续；借鉴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融合当代音乐元素的再创造。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多元音乐文化共存现象，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出的音乐多样性发展趋势。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鄂托克前旗天主教音乐是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本土特点的宗教音乐形式。
     本文讨论还说明，草原文化绝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种与外界隔绝、充满罗曼蒂克色彩的文化，它实际上早就与外界互动。这种互动不仅是草原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互动，而且还包括了与更为广袤的外界空间的互动。如果没有这样的互动，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草原民族，如蒙族、哈萨克等，会信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天主教。这些共存于草原上之不同的外来宗教都通过自身特有的方式为丰富我们所见的草原文化的内涵做出了贡献。我认为，今天，我们对草原文化的审视应当跳出原先的视野，草原文化已然不是原生的，而是一种不同文化长期互动和谐共存的结果。不同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与伊斯兰教，能在草原是共存这么长的时间，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不同的文明之间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因此，笔者认为，对草原文化的考察对于研究不同文化和文明如何相处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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