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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的位置 >> 所有项目 >> 百家论坛 >> 中国第三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 >> 投稿论文 >> 草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 邓大龙（湖南省永兴县蔬菜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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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
32910585816 |
项目名称： |
草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 邓大龙（湖南省永兴县蔬菜局） |
项目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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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说 明 |
草原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
邓大龙（湖南省永兴县蔬菜局）
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无数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交流融汇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草原文化”的提出虽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她渊源流长，历史悠久。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光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与整合中，愈加凸显出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展示出她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
魅力之一：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
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 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 70 万年。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 5 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 。在距今约 8000 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 5000 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 4800 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迹，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在距今 5000 — 4000 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经学者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它表明早在 5000 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而在 1000 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距今已有 8000 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 6000 多年。 1971 年，在距今 6000 — 5000 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20 世纪 80 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 6800 年。 2004 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北方草 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
2.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 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 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此后女 真人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
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 的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
总之，从构成草原文化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来看，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
魅力之二：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历史性作用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草原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的、广泛的，也是深远的。
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历史年代。公元 前 307 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主动接受草原文化，引起广泛影响。西汉前期，由于奉行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匈汉之间通过“关市”贸易开展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出现了“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各民族文化和风气上的互学互染，形成了“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的气象。唐代更是“胡风劲吹”，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达官贵人、普通百姓趋之若骛，呈现出“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盛况。唐代以后，契丹、女真先后入主中原。金朝统治区域较之辽朝南移，表现出北方民族对中原内地文化的影响渐次高涨。在金代，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即肇始于此。
蒙元时期，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草原文化的对外影响力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蒙古汗国的建立，从整体上开通了我国与欧亚各国间的联系，北方民族、中原内地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加快了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的汇聚互融进程。
在满族建立的清朝时期，草原文化在多领域得到长足发展。满族的许多 文化被内地各民族所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具有新鲜活力。鸦片战争以后，北方草原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在继承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奋斗，建设着空前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历史谱写着新的篇章。
草原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用不仅是持久的，也是广泛的。在衣食住行领域，赵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中原居民沿 袭已久的着装习惯，也改变了商朝以来驾车作战的军事传统，对此后中原民族的服饰演变、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服饰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讲，秦汉之后的古代中原服饰，基本上都可以视为北方民族服装的变体。北朝时期鲜卑等北方民族组织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的开凿，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艺术瑰宝。北魏末期，“六镇起义”引起六镇边地的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进入中原地区，致使鲜卑语言、风俗在东魏、北齐成为时尚。北方汉语受到鲜卑语影响，时人称北方方音“北杂夷虏”。传入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箜篌、琵琶、筚篥、横笛、胡角，而一首《敕勒歌》，传唱千余年，流传至今。北方草原民族素以军事称强，其军事文化在制度层面上对中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开此例的就是鲜卑等民族的军镇制和府兵制。北方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礼俗、饮食、音乐、舞蹈、体育、绘画、艺术及宗教等各个方面，古代汉文典籍中诸如胡瓜、胡麻、胡桃、胡荽、胡蒜以及胡笳、胡琴等词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对中原文化持久、广泛的作用过程中，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华文化发展 的重要内在因素。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一路走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总有一种向南发展的倾向。辽以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为对中原的频频渗透，逐步进入；从辽开始，这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发动征服战争，入主中原。产生这种倾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北方草原民族对于物质文化交流的需求和被中原发达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所吸引。除上述原因之外，宋代以来，中原朝廷到末期广泛弥漫的腐败萎靡之风所导致的朝廷积弱、不堪一击，也促使草原民族戎装南下。历史清楚地表明，辽、金、元、清入主中原，都曾起到过摧枯拉朽、横扫萎靡之风的作用。正是北方草原民族屡屡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一次次注入新鲜血液。诚如陈寅恪所说，包括草原文化在内的胡人文化“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伴随着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武力征服而来的，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也是草原文化同中原内地文化的汇聚。这种大规模的融合和汇聚每进行一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就得到一次加强，它所产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也就进一步增强；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大规模融合、汇聚，加速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日益壮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魅力之三：草原文化的繁荣直接影响到草原经济文化的发展。
（ 1 ）草原文化与草原畜牧业
草原文化中的物质生产技术是建立在对特定自然生态环境的长期观察和总结经验基础上的，蕴涵着内在的科学理性，需要我们吸取其科学合理的一面，并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有机地衔接。例如，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即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如何扬长避短，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基本原则。根据草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和几千年来被验证的科学理性的传统知识来推断，内蒙古草原畜牧业应走生态畜牧业、效益畜牧业、有机畜牧业之发展道路。
传统的草原管理的主流观点是美国草原管理学理论中的植物演替模型，是针对美国平衡生态系统构建的演替理论，它是否适应 内蒙古的草原管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内蒙古的草地生态系统受环境影响，气候波动较大，年度间 30% 以上。由此，这一干旱草地的生态功能和特征更多地表现为非平衡系统。用平衡生态系统的理论去管理非平衡系统的草地是构成内蒙古草原退化的一个因素，也是造成许多技术措施在推广中失败的根本原因。
草原畜牧业的最大地区特点之一是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非平衡性、灾害的频发性。脆弱性主要表现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比较单一、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扰动，破坏。一旦受到破坏，则不易恢复到原始的群落状态。非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家畜对牧 草营养需求的稳定性与天然牧草供给过程中的年度、季节波动性。灾害的频发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雪灾、风灾的频繁出现。对风灾的认识，大家记忆犹新。近年来连续不断的沙尘暴、风雪暴对草原畜牧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灾难性后果。然后，大风是一种自然天气现象，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掌握控制它的手段，但人类能否通过人地反馈学说改善人地关系，引进积极因素减缓灾害，这也是一种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比如内蒙古的草原面积广阔，各地的自然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这就需要我们根据草地资源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区域性技术发展模式。一般来说，降雨 量在 400 毫米以上，且变化幅度较小的东部草甸草地（即平衡生态特征的地区），草畜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应着重发展人工草地，轮作草场技术；草牧场资源相对丰富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和牲畜仍有发展余地的边远牧区，应重点发展季节轮牧、放牧技术制度；而对那些自然条件较为严酷，草畜矛盾又比较突出的荒漠、半荒漠带应以草畜平衡来制定发展模式，应采取减少载畜量和轮牧技术并举的措施，以期达到有效的互补。在家畜改良和优良品种繁育技术中，也应当遵循“顺应”与“改造”相结合的技术发展原则。
近年来，由于牧区人口的快速增加，草原矛盾更加突出 ，出现所谓“公共地悲剧”。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由于延用了简单的逻辑推理——只要明确草牧场产权界线——草牧场使用权承包到户（外在制度设计），就能很好地解决“公共地悲剧”问题。熟不知，由于人口多、牲畜多，户均草牧场面积小，承包到户的草牧场面积不能满足牧草再生——轮牧的起码规模条件，导致对草牧场的强度、重复利用，成为草牧场沙化、退化的新的原因。这样的情况下，休牧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的草牧场面积内可以通过联户经营，股份制牧场，牧业大户或牧场主经营等措施来协调草原与畜牧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加快畜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 2 ）草原文化的产业化
草原文化的产业化优势，（包括草原旅游、歌舞、艺术等）在当今社会现实生活中不断显现，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经济文化的双重效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融入自然、回归自然已经成为一种感受和时尚。这一切都体现在草原文化巨大的发展潜力，肯定了它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应有的贡献。
内蒙古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汇和融合的比较典型的地区。内蒙古最令人惊羡的是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骨干企业正在迅速崛起，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具有地区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框架逐步 形成，后发优势日益显现。 2003 年上半年，内蒙古七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有六项位居西部十二个省区之首。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利、蒙牛、草原兴发为代表的大型企业集团早已成为文化与经济相结合、共存共荣，获得经济文化双效益的成功典范。迄今为止蒙牛乳业已经成为带动地方及内蒙古经济发展的“功勋牛”。什么奥秘使内蒙古这样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内蒙古人按照文化产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找到了草原文化与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子，开拓了市场经济基本模式的突破口，打出了草原绿色、纯天然、无污染的品牌。草原文化的资源优势以及草原文化的产业 优势有机结合，使得草原绿色产品远销各地，享誉中外。内蒙古为此而世人瞩目，获得了草原乳都之美称。
（ 3 ）草原文化与草原人文资源的开发
繁荣和发展草原文化必须重视草原人文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人文资源是战略资源，人文优势是特殊的最具潜力的社会发展优势。分析和认识一个地方的资源和优势，一定要看到、认识到它在人文资源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与自然资源一样，同样是一个地方宝贵的资源财富。重视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意义的大事。西部大开发，理所当然的应包括西部人文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和利用。
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人文资源极为丰富，而且富有特色。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党项、蒙古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在此生息繁衍。同时，这里又是草原文化与汉文化交汇和融合的地区，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呼伦贝尔市的嘎仙洞遗址，赤峰的红山文化和辽中京遗址，呼市的大窑文化和昭君墓，以巴盟为主的阴山岩画，锡盟的元上都遗址，阿拉善盟的居延遗址等等，都是国家级甚至是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亚洲最大的白垩纪恐龙化 石遗迹、存量最多的岩画和被称为“中华第一”的红山碧玉龙等被世界瞩目。以蒙古族为代表的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曲艺，以及富有各民族特色的民俗和风情，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内蒙古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丰厚的民族文化积淀，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是建设民族文化大区的宝贵财富。
（ 4 ）草原文化的未来
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发展与风险同生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环境中，草原文化同样面临着重大考验。时代的飞速发展，电视卫星的更新和换代、时空的变迁， 将大大地改变不同地域上生活的人们的意识和观念。尤其是信息化、数字化中成长的新一代。社会的进步、文明的浪潮唤醒我们，弘扬和传承优秀的本土文化和汲取人类文化宝库的文化营养，相辅相成，保持自身文化内在的永恒的活力。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资源共享给予我们文化上的创新机遇，国际竞争机制的引进促使我们改变固有的观念，转换视角，充分利用不同文明的交融，在碰撞中走向重新整合的时机，共创共生，共荣共享，不仅要引进，而且还要在国际市场中，展示并传播自身文化的精髓，更是草原人与草原文化担负的艰巨任务。从唯物史观来看待历史发展，应当看到 21 世纪，各国间的文化联系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这种联系伴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而日益加强。
在数字化与信息化突飞猛进的当今世界，怎样发展草原文化是一个草原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草原文化的研究与开发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全面进入繁荣和发展的时期。草原文化的繁荣需要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与相关文化产业的带动来实现。
民族文化大区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民族文化大区建设注重抓的是育人工程、精品创作工程、基层群众文化工程、人才培养工程、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文 化艺术节庆名牌工程、文物保护开发和利用工程、文化产业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八项重点工程。这八项工程的运作、实施和完成会给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会给草原文化的繁荣营造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草原文化的发展，在积极面对当今世界的同时，发扬和传承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这是发展草原文化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及世界文化发展作出的应有贡献。在草原文化的建设上，我们必须扩大文化交流，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同时，必须抵御各 种腐朽、落后、反动的文化侵害，坚持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中外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人们会进一步的认识草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今天，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展望草原文化的前景，面对西方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挑战，应当采取科学的态度，即不盲目崇拜，也不简单排斥，而要努力寻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汇点，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草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它的这种生命力和活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不断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它独特的风格与区域文化色彩将给祖国经济文化建设带来更新的发 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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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 盛明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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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发展需要统筹人与自然 靳选东（河北省万全县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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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数：19009 录入时间：2008/3/29 【打印此页】 【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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