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白翎雀词》

特木尔巴根(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 教授)

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将大蒙古国首都从草原迁至燕京，命名为大都。出于统治的需要，他采纳幕僚谋士的建议，实行"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定朝仪，立太子，以文治绍续武功，颇见成效。然而他毕竟是来自游牧民族的帝王，对于草原情有独钟，关注草原上的游牧民，也顾及生存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的生灵。时值大内肇建之际，他曾命移沙漠莎草於丹墀之下，示子孙毋忘草地也，史称"誓俭草"。柯九思《宫词十五首》之二曾咏之。诗曰："黑河萬里连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數尺闌干護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如果说，"誓俭草"的大旨在于勿忘草原，那么忽必烈命制《白翎雀词》之事则是这一大旨的具体演化，其意义更为深远。

元代著名诗人杨维桢作有《白翎鹊辞》二章，其小序云：

"按国史脱必禅曰："世祖畋于柳林，闻妇哭甚哀。明日白翎鹊飞集斡朵上，其声类哭妇。上感之，因命侍臣制白翎鹊词。 "鹊能制猛兽，尤善擒驾鹅者也。旧词未古，为作白翎鹊辞二章，以补我朝乐府。"

此处所言"脱必禅"者，乃《元史》文宗本纪所见之"脱卜赤颜"也，定语"国史"二字说明此书为元代汉文实录，朝中大臣可以获见之。杨氏此序传递了两个信息，即忽必烈命制白翎雀词的动因、白翎雀善擒驾鹅。驾鹅是元朝御廚八珍之一，也是祭祀太庙的首选祭品。国史载笔，良可信据，然而论者或以为忽必烈命作是词乃为奖掖其制猛兽，擒驾鹅之功。元人陳云嶠亦論及《白翎雀词》，謂："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陳云嶠指明作曲者為碩德閭，而張光弼則說："西河伶人火倪赤，能以絲聲代禽臆"，其作曲者又為另一人也。

《白翎雀词》作成后在朝野广为流传，至正十八年（1358），有王逢者亲耳聆听了该曲，写下《奉陪神保大王宴朱將軍第聞彈白翎雀引有序》一文，其文曰：

"白翎雀，燕漠間鳥也。初，世皇命伶官石德閭製白翎雀曲。及進，曰：何其末有孤嫠怨悲之音。石德閭未之改而已傳焉。戊戌冬，淮藩朱將軍，宴大王於私第，逢忝座末。時夜雹霰交下，眾賓相次執盞，起為王壽，逢已起。王命左右鼓是曲，且語製曲之始，俾歌詠之。逢謂缵事本實，左氏所先。故鋪陳興龍大略，而不暇他及也。"

明人笔记也有相关的记载，可作为其流传的佐证。真逸所辑《農田餘話》谓："白翎鹊大能制猛獸，猶海東青。青善擒天鹅，北人琵琶有白翎鹊曲。"这里所说"北人琵琶有白翎鹊曲"当指奉忽必烈敕命产生的白翎鹊词。

王逢序文既言及白翎雀词（曲）之传播，又涉猎到制该词（曲）的典实，但终未就其词曲本身进行描述。元末学者陶宗仪著有《南村辍耕錄》三十卷，"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間，天理人事，有关於風化者，皆采而錄之。"第二十卷載有《白翎雀》一条，直道此曲之韵味，謂："白翎雀者，國朝敎坊大曲也。始甚雍容和緩，終則急躁繁促，殊無有餘不盡之意，竊嘗病焉。後見陳雲橋先生云，白翎雀生於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樂，世皇因命伶人碩德閭製曲以名之。曲成，上曰，何其末有怨怒哀嫠之音乎。時譜已傳矣，故至今卒莫能改。"由此可知，忽必烈之所以诘问"何其末有孤嫠怨悲之音"者良有以也。

杨维桢所援引的国史脱必禅之记载毋庸置疑，但还不能确切说明忽必烈命制白翎雀词（曲）的根本缘由。十七世纪后半叶，身膺要职的清廷文臣高士奇多次护驾巡视塞外，著述良多。《天禄識餘》是他的学术笔记，以文史考证为主，真知灼见比比皆是。就忽必烈命制白翎雀一词之事，他写道："朔漠之地無他禽，惟為鴻雁與白翎雀。鴻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笔者以为，高士奇的这一阐释，似合乎情理，

白翎雀作为朔漠之禽，生存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不畏严寒，敢与猛禽搏斗，且善擒驾鹅。闲栖时，雌雄和鸣，自得其乐，可谓善禽、良禽矣。它是草原上的产物，同时也是草原上的一道风景线。就其耐寒而不畏死论之，颇与草原上的游牧民相似。明朝文臣丘濬（1421-1495）曾撰《驭夷狄》一文，呈送朝廷。文中就草原游牧民与中原汉族进行了一番比较，称："自古北狄之為中國害者，非以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徃徃爲彼所勝耳。"作者是朝廷官吏，政见偏颇是自然的，然而他的论点涉及到生存环境给不同民族带来的影响问题，值得正视。忽必烈在定都大都之后，一方面提醒朝臣以及后世勿忘草原，另一方面又敕命制《白翎雀词》，将草原、草原上的游牧民以及草原上的生物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识见不惟不远；他所敕命制成的《白翎雀词》也遂成为流传弥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如今在流行着《草原在哪里？》的歌曲，隐含着对草原未来的担忧。我们或可踵寻到《白翎雀词》的词与曲，但是如果草原消失，那么赖以存在的草原文化又将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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