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忽必烈与十三世纪军事
                                       韩志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 

一、 十三世纪军事态势及特点

    忽必烈出生于公元1215年，卒于1294年，其一生几乎历经了将近一个世纪。因此，探究忽必烈军事成就，首先要对他所生活的十三世纪中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对当时的军事态势及特点有所了解。
    忽必烈出生时，其祖父成吉思汗在漠北草原创建大蒙古国已有九年的时间。这时，中国境内形成南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南方尚有大理，北方还有西夏。蒙古国兴起之后，面临与诸老牌政权并存的局面。诸国并立，使社会诸方面表现得异常活跃，各政权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仅相互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加剧，而且相互间渗透、融合亦日趋明显。这种现象表明，以军事手段结束分裂走向全国重新大统一，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如何顺应历史的潮流，实现全国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当时的各军事集团并不是都有清醒的认识。但是，各国都意识到要想立足和生存，必须取长补短发展自己。这无疑客观上加快军事发展的进程，并带来十三世纪军事发展的许多新特点。现将新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出现前所未有的多元战争。这一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多元的，有蒙夏之战、金夏之战、宋金之战、蒙金之战、蒙宋之战、蒙古大理之战、元宋之战等；战争类型是多元的，有兼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等性质的战争。在近百年的时间里，较大规模的战争有数百次。这是以往争史上从未有过的。
第二，战争的目标有了新变化。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形成以中原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为正统，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割据为藩属的传统观念。边疆少数民族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是以掳掠为主要目的，并未危及到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但是到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发动战争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掳掠，而是以取代中原王朝、统一中国为目的。如蒙古的灭金之战和元朝的灭宋之战的目的，都是要“天下一家”。战争的目的与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因此无论由谁最后完成统一都是历史的进步。
第三，战争的规模和水平在加速发展。十三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备，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战争的规模和水平较上一世纪有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战争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战场地域空前广阔。十三世纪以前，战场地域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流域。而这一时期，战场地域广阔程度前所未有。金朝以中都（今北京）为中心，统辖北方大部地区。蒙古立国于漠北草原，西夏控制今甘肃、宁夏及内蒙古大部地区，大理国于大理（今云南大理）建都，南宋统辖东南之地。统一战争就是在广袤的大地上展开，战场地域涵括了山地、平原、沙漠、草原、江河、海洋、湖泽等几乎各种地理条件。二是战争速度和机动性加强。女真和蒙古属于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一年四季鞍马车辆迁徙流动，逐水草游牧和集体围猎的生活，养成群体性和流动性的习性。这种习性作用于战争，军事行动的速度和机动性都优于其他民族。女真、蒙古在进行兼并和统一战争中，充分展示了速度快和机动灵活的特点。《金史》曾赞誉金帅完颜宗望行军作战之神速说：“启平州，战胜白河，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再如蒙古于金贞祐二年（1214）攻金，短短几个月间，“凡破金九十余郡”。说明战争速度之快。三是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加大。十三世纪，中国封建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垦殖的扩大，人口的增长，商品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而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和物质基础。这一时期，投入战争的兵力明显增多，动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如金蒙战争初期，金军仅据守野狐岭要冲的兵力就三四十万。战争不仅投入兵力多，而且数量众多的火器等先进武器用于作战，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作战中“火箭环射”，“炮飞如雨”，“声如雷霆”，“烟气涨天外”，“震城土皆崩”的激战场面，史不绝书。以往使用冷兵器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被应用大量火器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所取代。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也随之加大。第四，作战方法的变化和变革。恩格斯曾说过：火药是“注定使整个作战方法改变的新因素”。十三世纪，作战方法较前代出现很大变化，正是火药兵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十三世纪，宋、金、蒙三方先后都掌握了火药兵器制造技术，并大量生产已定型的火器和创制先进的新型火器。当时，火器生产的种类、数量、性能都颇为可观。尤其是管形火器的出现，在兵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火器大量应用于作战，战场上刀光剑影、捉对厮杀的场面逐渐被“火炮如雨”、“声如雷霆”的景象所取代。武器装备的变革，使以往冷兵器装备军队进行作战的情形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冷热兵器共用的多兵种联合作战成为主要作战的方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步、骑、车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但是，限于冷兵器装备的水平，直到十三世纪之前，使用冷兵器以步兵为主排兵布阵的作战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到了十三世纪时，军队的编成已着意于多兵种的配合。如金忠孝军中有飞火枪队，元军中置炮手军，南宋每支正规军中一般都配有步军、马军、水军、弓弩军等兵种。综合使用冷兵器和火器进行多兵种联合作战是这一时期最先进的作战方式。二是攻守城作战的地位更加突出，出现许多新战法。十三世纪，城市的发展很快，其政治、经济、军事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因此，一个重要城市的争夺往往成为整个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如蒙金战争中的中都之战和宋元战争中的襄樊之战，都是经过长达五六年之久的争夺一城，最终以一城之得失而决定了战争全局的胜负。基于此，当时不仅南宋重视守城战法，而且长于野战的金军、蒙军也开始着意攻城战法。参战各方都力求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用于攻城作战，于是在攻城战斗中出现许多新的作战方法。如陈规率领宋军守德安城，用长竹竿火枪焚烧敌军大型攻城掩体“天桥”，使敌军攻城失去依托。据守开封的金军曾用震天雷火炮炸毁蒙军制作的大型可移动的掩护性攻城器械“牛皮洞子”，致使掘城作业的蒙军“人与牛皮皆碎无迹”。蒙军攻蔡州采用的先发火炮焚毁城上楼橹而后攻城之法，均为新出现的攻城法。攻城作战方式的变化，促进了城防建设的发展。以往为防御弓弩、云梯而设置的城防体系得到了根本的变革，新的防御敌军炮石和便于守军施放炮石的城防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三是水战日趋频繁，战法也有更新，作用明显增大。十三世纪时，水战无论是在范围和规模上，均较前代有所变化。由于战具的巨大进步，作战方法也大有变革。当时，造船技术发展很快。内河船体增大，种类增多；海船构造新奇，性能提高。南宋所制造的近百米长的内河战船，装载数百人，“捷如飞翔”。车船由已往的一车（两轮）发展到多达二十多车，并成为水军舰队的重要舰种。各种类型的战船不断出现，如拆装自如，运载和作战两便的“马船”；仅有两舷和站板的无底战船；
“江海淮河无往不可”的多性能战船等等，不一而足。南宋建造的“铁壁铧觜平面海鹘战船”，为目前以金属作为造船材料的最早记录。近年在福建泉州发现的南宋的双桅、多层船壁、带有水密隔仓海船，其造船技术具有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战船进步的同时，各种新式火器也装备于舰队，从而改变了以往水战常用的冷兵器近距离接舷战法，诞生了远距离攻击的新战法。于是，水战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大大提高。四是远距离作战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远距离作战较之肉搏近战是一大进步。十三世纪时，由于火炮、火枪等火器装备军队，为远距离发动攻击，杀伤敌人创造了条件。于是，远距离作战频繁出现在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史籍中，野战、水战、攻城之战都不断地出现利用火器的燃烧性能和爆炸性能，远距离制敌的记录。
    总之，十三世纪是军事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把握好战略全局、调整制定相应的军事措施和掌握先进的作战方法，这无疑是检验军事指导者水平的试金石。

二、 忽必烈的军事成就

    判断一个军事家的水平高低优劣，需要通过其军事素养和指挥艺术、谋略运用、作战方法等方面的才能来把握。忽必烈军事成就究竟反映在哪些方面？这同样要用上面所说的几个要素来验证。下面加以申论。
第一，具备超常人的军事理论素养。作为高明的军事家，首先要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并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的能力。这在军事理论中被称之为“战略观”的东西，正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所应当具备的重要的军事理论素养。军事家有高低优劣之分，高明的军事家必然是具有军事理论素养的优秀战略指导者。应当说，战略指导事关战争发展的全局。尤其是在多元战争中，战略指导作用更为重要。在复杂多样频繁的战争，给战略指导者既带来困难，也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忽必烈作为就是一个优秀的战略指导者，在十三世纪的历史舞台上，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选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最终实现了蒙古几代军事家一统华夏的梦想。忽必烈的战略观在继承前人军事理论精髓的基础上而有所新的发展。为了说明忽必烈的战略观究竟处于何种水平？需要将十三世纪蒙古建国后的战略及金、西夏、南宋、大理等国战略指导的情况逐一些必要的分析比较。现将南北各国战略的得失分述如下：
南方有南宋、大理两国，以南宋国力较强，并处于较佳的战略地位，占有“财利之渊”的东南和四川经济富庶之地，拥兵百万，更具有火器和水师优势。西南的大理偏安一隅构不成威胁，西北的夏不能与之匹敌，北方的金已日趋衰落，勃兴的蒙古攻击目标首先指向夏、金。此时是宋向外发展的最佳时机，应乘隙而进，利用金蒙中都之战，金军主力被歼，中都被围之时，向北发展，既可由川陕东攻，又可从荆襄北进，还可从淮东北上，以收复黄河以南地区；或由川黔攻灭大理。然而，南宋的军事指导者在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对北方三国厮杀作壁上观，没有任何积极的行动，一味的观望等待。等到西夏灭亡，金北方领土尽失，战略转移，南攻宋地时，才被迫应战。南宋虽阻止金军南下，但兵力受损，蒙古势力也进入黄河以北，使宋再无力北攻。金垂亡之际，宋尚不知唇亡齿寒，大祸将至，竟作出联蒙灭金的决策，结果寸土未得，实力暴露，最终走向灭亡。大理国建国于公元937年，都城大理（今云南大理），长期由段氏家族统治，其统治区域，涵括今云南、贵州、广西西部和四川南部及缅甸、泰国、老挝的一部分地方。进入十三世纪，段氏集团采取保守的战略指导方针，固步自封，不求进取，固守已有之地，任由其他诸国争城夺地。最终，坐以待毙，被蒙古所灭。北方有金、西夏、蒙古（元）三国，以金朝国力最强，但战略指导最为拙劣。金在诸国中版图最大，北达
今外兴安岭，南抵淮河，东临于海，西至陕西，人口4470余万，有充足的兵源。但是，金的战略地位也有明显的弱势，西北邻蒙古，西邻夏，南邻宋，处于西、西北、南三战之地。金要取得立足和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三国的关系。当时，金与三国的关系是：夏附于金，金宋订立和约，金蒙世仇，结怨甚深，蒙古人对金“怨入骨髓”。对待三国的战略，金的正确选择是结夏联宋，对抗蒙古。团结西夏，可从西面
牵制蒙古南下。成吉思汗于建国后对金“乃定议致讨，然未敢轻动”，其重要原因是担心攻金时西夏可能构成的侧面威胁。联合南宋，可以免除后顾之忧，避免两面作战，全力对付蒙古。然而，金朝战略指导者却错误地选择了绝夏、攻宋、抗蒙的战略，结果三面树敌，自我孤立，致使形势急转直下。蒙古攻夏，夏求援于金，金坐视不救，夏转投附于蒙，与蒙联手攻金，金处于西、北两面受敌的窘境。金为减轻压力，从中都迁都开封，采取弃北图南的战略，进攻南宋，企图挹彼注兹，失之于蒙而获利于宋，于是“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结果，金北方尽失于蒙，南方受挫于宋，国土日蹙，国力日衰，在蒙宋夹击之下，“遂至失国”。
西夏在诸国中较为弱小，其版图不大，人口不多，财力不足，盛事兵力不过五、六十万，北邻蒙古，东邻金、南邻宋，处于北、东、南三面皆强敌的地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西夏要想立足与发展，北、东、南三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正确的选择是战略西移，向今青海方向发展。但是，西夏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是目光短浅，试图在诸强对抗中依附一方，联彼击此，获取微利，“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金、宋交兵，夏乘机南攻，侵占宋地；既附于金，又不断伺机侵扰金地；蒙古强大后，又附蒙攻金；结果获罪于宋，结怨于金，孤立无援，终被蒙古所灭。蒙古在五国当中战略指导水平最高。蒙古起于北方草原，与其他几国相比立国最晚，资源并不丰盛，兵力也不充足，初期兵力不过十余万。之所以后来者居上，与另外几国角逐中获胜，战略指导的正确是主要原因。从成吉思汗始，蒙古就非常重视战略方针的制定。史称：“帝（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建国后，成吉思汗对诸国的战略是：首先解决与之毗邻北方夏、金两国，采取先近后远，先弱后强的战略。先攻击两国中力量弱小的西夏，而后灭金。战略计划正确，军事策略也十分得当。所运用的借力于人，各个击破的策略相当成功。先出兵攻夏，拆散金、夏联盟，进而逼夏联兵攻金，迫使金战略南移。金军南下，金宋和议破裂，兵戎相见，战端峰起。在蒙古军事家的导演下，夏金交兵十年，宋金交兵七年，三国俱敝，无力抗蒙，无暇北顾。于是，蒙古集中兵力一举灭夏。再西夏灭亡在即，成吉思汗提出了假宋灭金的战略部署：“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
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随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死后，继任的窝阔台、拖雷等人正是按照这一战略完成灭亡金朝的大业。忽必烈的战略观，对前代有继承也有发展。他的战略观不仅具有积极进取思想，而且更具有把握全局的意识。关于这方面的军事素养，从他率兵灭亡大理和决策灭宋的战争中都可以找到不少示例。如灭亡大理，忽必烈采取的战略是：假道吐蕃，从北部、西部攻略大理领地，而后兵围大理城。如若没有恢弘的气魄，势必会望吐蕃、大理繁杂的部族、艰险的地形及多变的气候而却步。再如，忽必烈所制定的灭宋战略是：两翼牵制，中间突破，先攻取襄樊，而后顺江而下，直捣南宋都城临安。这一战略与此前几任蒙古大汗攻宋战略相比要高明得多。蒙古从窝阔台汗（元太宗）使即开始攻宋，但战略部署存在缺陷。窝阔台制定了多路并进，全线出击的战略方针。由于主攻方向不明，战线太长，兵力分散，因而不能予宋以致命一击。蒙哥汗（元宪宗）改变战略，采用取蜀出峡，重点攻击西南，夺取长江上游，而后沿江南下灭宋的方针。但这一战略构想依然有其缺陷。在主攻方向上，把优秀的骑兵胶着于山川纵横之地，限制了机动，丧失了优势，陷入困境。蒙哥身死钓鱼城下，被迫撤军。忽必烈攻宋战略决策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占领襄樊，从而控制江汉，截断宋长江防线 ，分割南宋京湖、两淮、四川三大战区，使之首尾不能策应。然后，元军骑、步、水三军协同顺江而进，使南宋水军优势得不到发挥，从而取得灭宋的胜利。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忽必烈的战略观非同寻常。
第二，具有优秀指挥艺术。所谓的指挥艺术，即用兵能力。军事指挥官首先要领兵作战，因此能否很好的用兵，是检验其指挥能力的要素。忽必烈用兵艺术表现是多方面的，在此不可能一一叙述，下面通过“平定乃颜之乱”一役来揭示其指挥才能。乃颜是元朝蒙古宗王，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玄孙，塔察儿孙。承袭斡赤斤封地，据有哈剌温山（大兴安岭）东西两侧和辽东大部地区。至元二十四年（1287）四月，乃颜联络诸王势都尔、合丹秃鲁干等起兵反叛，领数十万大军进兵潢和（今西拉木伦河）流域。当时，诸王海都、笃哇正在西叛乱，元朝重兵集中用于西境防御。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忽必烈从容应对，采取以下军事行动： 一是分化协从，孤立首恶。忽必烈通过对整个敌对势力分析，对叛军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先派兵驻守漠北冲要之
地，切断乃颜与海都东西两大叛乱集团联系通道，并遣使规劝一些协从乃颜叛乱诸王和将领，使他们脱离乃颜而转向朝廷，以此孤立乃颜。二是近处集结兵力，四处隐蔽备战。元朝在东北的兵力有限，无法与乃颜抗衡。于是，忽必烈从东北当地居民中征
调兵员。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载，忽必烈“筹备战事秘密迅速，十日或十二日间，除其近臣以外，无人能悉其事者。征集骑兵有三十六万，步兵十万”。这样，在乃颜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完成了军事准备工作。三是出兵神速，发动突袭。五月，忽必烈亲征乃颜，命玉昔帖木儿领蒙古军，李庭领汉军，从上都迅速北上。据《马可波罗行记》载：忽必烈“遂率军行，骑行二十日，抵一大原野。乃颜率其军四十万骑屯驻其中。大汗（忽必烈）士卒薄晓倏然进击。他人皆未虞其至。缘大汗曾遣谍把守诸路，往来之人悉被俘虏。乃颜不意其至，部众大惊”。当忽必烈完成军事部署之后，“比曙，汗及全军至一阜上，乃颜及其众安然卓帐于此，以为无人能来此加害彼等。其自持安宁不设防卫之理，盖因其不知大汗之至。缘诸道业被大汗遣人防守，无人来报。且自恃处此野地远距大汗有三十日程，不虞大汗率其军疾行二十日而至”。随后，忽必烈指挥军队于凌晨突然发起猛攻，乃颜仓促应战，溃败出逃，被元军擒获处死。这次战役，叛军声势很大，直接威胁到元朝东北境安全。如果忽必烈不果断作出出兵决定，一旦东北和西北诸王反叛势力联手，局势将不可控制。从四月乃颜叛乱，忽必烈五月上旬出兵，六月初即平定叛乱，历时不足两月。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如此果断决策，迅速备战，隐蔽用兵，出敌不意，先发制人，克敌制胜，无疑是忽必烈卓越军事指挥才能的体现。
第三，讲究谋略之运用。例如，他在指挥的攻宋鄂州之战中的表现可见一斑。此战发生于元宪宗蒙哥统治时期。元宪宗八年（1258），蒙古军分三路攻宋。当时，因蒙哥对忽必烈存有戒心，并未用忽必烈领兵。直到中路军塔察儿部进至长江边无功而返后，蒙哥才改令忽必烈统帅中路军马，进攻鄂州。元宪宗九年（1259）八月，忽必烈领蒙古兵渡淮河，入大胜关。九月初，使者从四川来军前通报蒙哥死讯，忽必烈不愿丧失战机，仍继续进兵。当月由湖北黄陂突破长江天险，进围鄂州。十月，蒙古军已攻破鄂州东南隅，宋军急忙赶筑新城，又被蒙古军攻破，宋将张胜、高达率军拼死拒战。宋将吕文德从重庆率师东下援鄂 ，冲破蒙古军围阻，进入鄂州城，增加了城中守御力量。十一月，蒙古军攻势仍不减弱，鄂州守军伤亡已达1.3万多人，鄂州危在旦夕。正在全力攻取鄂州时，后方传来留守和林的弟弟阿里不哥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决定退兵回去争夺汗位。但是，忽必烈如果贸然撤军将会面临南宋军队反击，使蒙古军队陷入十分危险的处境。对此，忽必烈命令军队一面作撤军准备，一面声称将直趋临安。宋军中计，派人到蒙古军营求和。忽必烈趁机提出条件是以长江为界，宋每年奉献银20万两、绢20万匹。在宋军统帅贾似道答应条件之后，忽必烈从容撤军。忽必烈的精妙的谋略，不仅使宋军失去趁蒙古军撤兵进行反击的机会，而且使宋处于以后毁约失义的不利局面。
第四，采用先进作战方法。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以野战为主要的作战方法。这种作战方式在灭金和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以后的灭宋之中，却难以发挥其机动快速的优势。忽必烈在对宋作战中不断调整作战方式，使军队掌握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方法。如襄樊之战，初期，蒙古军采取强攻战术，被宋军击退。随后，采取切断汉水通道、绝襄樊之援等办法，围困襄樊守军。蒙古军前后在鹿门山、白河口等地夹江修筑堡垒，并筑台于汉水中流，堡垒设置弓弩炮石，有效地封锁汉水通道。忽必烈又命阿术、刘整等“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得练卒七万”，建立了一支足以与宋军抗衡的强大水军。据有学者统计，襄樊之战蒙军投入的战船约1.33万艘次，水军约15万次。正是蒙古军掌握了先进的攻城方法和水战方法，才夺取了襄樊之战的胜利。再如，宋元丁家洲之战，宋出动“军马十三万”，采取用步、骑、水等兵种联合作战的方式，其中步军指挥使孙虎臣领步兵为前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宰相贾似道统后军。元军战舰顺江而下，“骑兵夹江而进，炮声震百里”，大败宋军。元军所采取的也是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方法。又如，厓山海战，宋军1000多艘战船联结成水砦，与元军决战。元军采取火炮等兵器远距离制敌的方法，向宋军发起猛攻。当时，身囚在元军船上的文天祥曾用诗句记录下战争场面：“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大量的采用火器和应用远距离制敌方法是在忽必烈时期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三、忽必烈对十三世纪军事的贡献

    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十三世纪是中国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所呈现的特点是南北两大军事体系的矛盾与融合。南方以南宋为代表，军事体系是继承唐和北宋；北方金、蒙古为代表，军事体系渊于北方游牧民族。南北军事冲突，实际上是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军事交流，客观上促进这一时期军事的发展。时势造英雄。十三世纪造就了一批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军事家，而忽必烈无疑是其中一位出类拔萃的军事家。尽管他没有留下丰厚的军事著作，但是他的军事才能和成就已经充分展现于军事实践之中。忽必烈的战略观，对前代有继承也有发展。他的战略观不仅具有积极进取思想，而且更具有把握全局的意识。忽必烈是一个具有优秀指挥艺术的军事家，他指挥作战通常采取分化协从，孤立首恶，近处集结兵力，迅速备战，隐蔽用兵，出敌不意，先发制人，克敌制胜等方法。传统的蒙古军队长于骑兵作战，以野战为主要的作战方法，在灭金和西夏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以后的灭宋之中，却难以发挥其机动快速的优势。忽必烈在对宋作战中不断调整作战方式，使军队掌握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方法，并在灭宋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元朝取得灭宋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全国统一的大业。因此，不可否认，忽必烈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他对十三世纪中国军事发展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