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剧：大众趣味与当代价值
——从电视剧《成吉思汗》对文化资源的挖掘谈起
                                                              文 / 李树榕

    辽阔的草原上，娶亲的马队正在缓缓行进。一个特写镜头把幸福和甜美大大地写在了新娘诃额伦的脸上。突然，音乐骤起，带着几分诡谲、几分紧张、几分莫测，将由远而近的一群骑在马上的蒙面人引进了画面。其中一人跃马疾驰，一边冲向马队，一边大声喊道：“我是乞颜部首领也速该的‘那可儿（贴身卫士）’脱朵，按照草原的习俗，我们要抢走新娘……”镜头一转，新郎吓得惊慌失措，连声说道：“完了、完了、我们完了……”随之欲独自策马离去。失望的新娘抓起一件自己穿过的内衣塞给他：“赤列都，你是个好丈夫，可你却并不是草原上的英雄…只要你保住性命，哪个车辕上都有姑娘，哪个车篷里都有夫人。你逃命去吧。”这就是蒙古族历史题材电视剧《成吉思汗》第一集的第一个情节。

    作为承载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历史题材电视剧，尤其是以民族英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表现对象的人物传记片，其思想的崇高性、情感的深沉性、文化的庄严性、视野的宏阔性，都是被文化资源所规定了的。因为，这位历史巨人，确实曾以盖世的雄才伟略影响过世界文明的进程，推动过民族的统一和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而且，对今天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尊重历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怎样通过特定民族的“特色故事”，既观照大众的审美趣味，又能实现其当代价值呢？

    消费心态学认为，从“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系统（VALS）”反映出来的大众“消费取向”可以看出，经济地位与时代风气、职业角色与生活经历、家庭成员与生活环境、人生理想与道德修养，等等，都是制约消费者文化趣味和消费选择的潜在因素。同理，电视观众对什么具有“强烈的了解欲望”，也是上述原因共同决定的。即使要表现英雄、表现哲学境界、表现人文关怀，也不能忽略广大观众对于事关伦理、事关秘密、事关灾难，而且带有独特性或传奇色彩的事件感兴趣。因而，凡是通过“揭秘”来反映个人或民族的灾难，反映伦理关系的题材，就是大多数观众感兴趣的。于是，以“忠勇还是背叛”、“坦荡还是阴谋”为试金石的这个抢婚情节，不仅因带有猎奇色彩能一下子抓住观众，而且还以透视人性的尖锐和深刻，不断激发着观众继续看下去的“强烈欲望”。

    只是，文化资源，广义而言，指一切承载民族文化遗存的对象，既包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见证过历史风云的文物和建筑，又包括特定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仪、艺术体育娱乐、语言文字书籍，以及婚丧嫁娶习俗，等等。狭义而言，则是指有助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且特色鲜明的那些历史元素。所以说，并非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历史遗存都是文化资源，也并非一切文化资源都可以进入民族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掠夺婚，俗称抢婚……许多北方骑马民族都有半路相迎，截获新娘的婚姻习俗”，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的一种初级婚俗形式，属于“野蛮的强制性婚姻”。 然而，从《成吉思汗》剧情的发展中可以看出，12世纪中叶的北方民族，并非只有“掠夺婚”这一种婚姻方式。那么，号称“巴特尔”（英雄）的乞颜部首领也速该（成吉思汗的父亲），为什么要掠夺关系非常紧张的蔑尔乞人的妻子呢？郭沫若指出：“古人的心理，史书多缺而不传，在这史学家搁笔的地方，便须得史剧家来发展。”而这里的所谓“发展”，就是要把历史人物“做了什么”的原因，即“为什么做”、“为什么这样做”的复杂心理活动，合情合理、有声有色的依照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表现出来。

    作为文化资源，记述蒙古族历史较为客观、真实、全面的著作，公认的有三部，即《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上面均有也速该抢婚的记载。《蒙古秘史·卷一》中记载：“其时，也速该把阿秃尔适鹰猎于斡难河上，恰遇蔑尔乞惕之也客赤列都，娶女于斡勒忽讷兀惕部而来，探而视之，则颜容无比之女也，妇也。遂欢奔归家，引其兄捏坤太石，其弟答里台斡惕赤斤来矣。”《蒙古源流》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却说，也速该巴噶图尔偕其捏坤太石、达哩岱斡赤斤二弟，往雪地踏天马踪，见一车辙内之妇人溺痕，曰：‘此妇必生一贵子。’遂依其踪追及之。”《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的记载与《蒙古源流》相近：“也速该把阿秃尔带领答里台、斡惕赤斤两个弟弟行猎，突然听到一只沙狐‘噗’的呛了一声。原来一个妇女在那里溺了尿，他们沿着车迹走，也速该跟弟弟说：‘那女人会生贵子的。’说着，顺车迹追了下去。……赶上以后，也速该对两个弟弟说：‘抢了吧！’他们便掳了诃额伦额克留下。”可见，对也速该抢婚的心理活动可以有多种解释：诃额伦出众的美貌，可以是抢亲的动机；依民俗，凭尿痕判断一位女子“能生贵子”，也可以是抢亲的原因。

    然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关键就在于与生活不同。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历史的“不同”，就是要用好看的故事让观众在强烈的了解欲望的驱使下，看下去、看进去；有所感动，有所感悟；悟出人生，悟出哲理。只要也速该抢婚为实，至于为什么抢、怎样抢、抢来的后果是什么，作者便拥有了很大的创作空间。为此，该剧的“楔子”就非常智慧的利用了这个空间。

    1146年，塔塔尔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一个生性奸诈的家伙，把前来求亲、毫无戒备的乞颜部首领俺巴亥汗出卖给了金国，对草原部族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的金熙宗将俺巴亥汗活活钉死在了木驴之上。在那个历史时期，部落就是由血缘亲情聚合在一起的人群，而同一部落的人则有相互帮助和保护的义务。一个成员受到伤害，往往被视为是对整个部落的伤害，于是就要杀死对方。这样的复仇就是“血亲复仇”。首领遇害，不仅使金国和塔塔尔人与整个乞颜部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为俺巴亥汗复仇”也因此成了乞颜部每一个成员以“忠勇”为灵魂的深层的生存动力。

    15年后，即1161年，抢亲的一幕发生了。观众看到的是：新郎先是懦弱的退却，后被新娘的话语所激励，准备一拼；最终，寡不敌众，在逃离时被杀害。就在新娘诃额伦被蒙面人围攻、追逐、戏弄之时，真正的也速该和他的兄弟们从这里经过，打跑了身份不明的蒙面人。继而，几个特写镜头，将人物的心理揭示得颇有意味。也速该问：“那些人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追你？”诃额伦沉默不语。也速该：“他们杀死的又是什么人？”诃额伦：“我丈夫。”“你丈夫？”“是我丈夫。我们刚刚完婚，他就死了。”“是谁杀了他？” 诃额伦恨恨地说：“也速该！”“是也速该杀了你的丈夫？！”众人愕然。“我一直以为他是草原英雄，没想到他比豺狼还凶狠！”诃额伦话音未落，马上有人纠正：“我们都是蒙古乞颜部的。他才是我们的首领也速该巴特尔！”“你是也速该？”“嗯！”随行的兄弟们不解，问道：“也速该，他们是干什么的，要冒充你的名字抢亲呢？”“二哥，一定是挑拨我们同别的部落人关系的仇家干的。”“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居心险恶的家伙，刚才就不会手下留情了。”“我们追上去杀了他们吧！”“嘿，他们早就像兔子一样跑得无影无踪了。”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时，也速该转而问诃额伦：“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你的丈夫是谁呀？”“我是弘吉拉部的，叫诃额伦。我丈夫是蔑尔乞首领的弟弟赤列都。谢谢你救了我。”此时，好友蒙力克凑到首领耳边说：“也速该，她太美了！你不是发誓，非高贵的弘吉拉美女不娶吗？长生天听到了，把她送给你啦。”诃额伦马上拒绝：“不，我已经是蔑尔乞人的妻子啦。”有人立刻反驳道：“可是他已经死了。”“不，他跑了。”众人：“对，他跑了！他跑了！”也速该沉静的说：“走吧，跟我们走。”说完，用有力的眼睛直视着美丽的新娘。心理矛盾的诃额伦迎着他的目光，思忖着。片刻，她的眼睑低垂下来，带着羞涩，默许了。乞颜部的勇士们一阵欢呼……远处山丘上，蒙面的塔塔尔人看到了这一幕。有人遗憾的说：“我们多带些人，诃额伦就不会让也速该抢走了。”铁木真兀格却说：“这不是很好吗？我们本想嫁祸于也速该，这回，他是自己引火烧身了。（一阵冷笑）让蔑尔乞人跟他拼命去吧！”

    其实，历史上从没有塔塔尔人佯装也速该抢婚的事件发生；也速该抢婚，是英雄爱美，并非英雄救美。那么，电视剧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揭秘”成吉思汗父母的婚姻，显然是事关伦理、事关秘密、事关灾难，可以迎合大众观赏趣味的。由于回避了史料中细观“溺痕”而识别女性的不雅场景，就避免了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嫌疑。把“阴谋”与“背叛”融入到惊心动魄的抢劫婚情节中来，则不仅是对当今中国人婚恋观的基本尊重，更重要的是让观众有所思悟，进而使文化资源在文化产品中实现当代价值的最大化。

    价值，一般意义上讲，就是“有用”。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就是指文化资源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用”，即对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具有针对性和积极作用。那么，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余秋雨认为，第一是人们没有意识或者是没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第二是人们长期以来“疏于实证”，只讲是非，不讲真假；第三是“疏于法制观念”。这是一个有机的逻辑链条，没有理性就难辨真假；不辨真假，何谈法制。于是，诚信，本是源自人“天生的良知”，即理性，是不需外力干涉就应恪守的基本的道德底线。可在今天，实事求是，不欺不瞒，竟然成了“高不可攀”的做人境界。更为严峻的是，唯利是图，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等等一切社会问题，都源自“诚信缺失”。所以，把“阴谋”（塔塔尔人谣言惑众），“背叛”（蔑尔乞新郎临危脱逃），都集中在第一集，以反衬忠诚与勇敢之可贵，绝不是单纯为满足大众的观剧趣味，而是具有明确的社会针对性和沉重的反思意味的。

    从剧情可以看出，俺巴亥汗遇害，塔塔尔人自知与乞颜部结下死仇。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为加深蔑儿乞部与乞颜部的矛盾，铁木真兀格用佯装也速该抢婚的阴谋，借助欺骗和谎言挑拨离间，制造争端，挑起战乱。如此，流血的是无辜的百姓，损害的是无辜的草原。是的，为了对付敌人而谋划，是不能讲诚信的。然而，“计谋”不同于“阴谋”，就在于所谋之“目的”具有根本性区别：为了小众还是为大众、为了和平还是要挑起战争、为促进团结还是为制造分裂，这是亘古不变的区分正义与邪恶、计谋与阴谋的基本标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历史的规律使然。之后，塔塔尔部连连战败，铁木真兀格最终被也速该所杀，不能不说是对多行不义必自毙者最有力的宣判。

    至于蔑尔乞新郎赤列都，则是一个懦弱而自私的背叛者。“处在原始社会或刚踏入阶级社会的民族中”的“原生型抢劫婚”，是“看准目标后即使用暴力手段，强制对方与自己成婚”，这既是双方体力和智力的较量，也是勇气和人格的较量。这就是为什么大难临头，新郎赤列都“跑了”比“死了”更为耻辱、更让新娘蔑视的原因。而诃额伦最终归属于英雄也速该的情节，不仅是对“自古英雄配美人”的大众审美趣味的响应，也是对无义无勇者最有力的鞭挞。

    成吉思汗认为：“知计谋者易镇服豪强者，得忠义者易镇服施计者。”可见，豪强者，不如知计谋者；施计谋者，不如忠义者。越是残酷的战争年代，“忠义”，在成吉思汗看来，越是胜过“知计谋”、“施计谋”的首要品性，当然也是该剧创作者们所坚守的价值立场。

    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铁木真在与一心想当乞颜部首领的塔里呼台交战时，被其部下只儿豁阿歹射伤了脖子。塔里呼台失败，铁木真收留他的部众时，想要找出这个人：“泰赤乌有个神箭手，使我的大将博尔术险些丧命。前几天又射伤了我的脖子。”话音未落，大将者勒蔑怒不可遏地问：“那个混蛋在哪？”只儿豁阿歹立刻从归降的人群中走了出来。“见可汗为什么不跪？”者勒蔑喝斥道。只儿豁阿歹毫无惧色，依然站在那里。众人见状拔剑相向，怒喝道：“跪下！”这时，神箭手不卑不亢地直言相告：“险些让你的大将博尔术丧命的是我，昨天对阵时射伤你脖子的也是我。如果可汗叫我死，不过血污巴掌大的一块地，我毫无怨言。如果不叫我死，我愿意为尊敬的可汗去横断深水，冲碎坚石。生死全凭可汗。”此刻，铁木真被他临危不惧的真诚打动了：“不隐瞒真相，敢作敢当，你是一条汉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手中的箭，寸步不离我左右，随我去射杀强敌。”随之，将只儿豁阿歹改名为“者别”，即箭簇之意。

    《蒙古秘史·卷四》对此亦有记载：“成吉思合罕曰：对阵于阔亦田，相移纷趱，各整其阵时，自彼岭上，飞来一箭，射断我战骑口白黄马之颈脊者，是何人也？……者别闻其言曰：射自山上者，即我是也。今合罕若赐死，敢请遗污一掌之地，若恩赦，则愿于合罕前，横断彼深水，碎彼明石而冲之。至所指之地，碎彼青石而冲之。至欲犯之处，碎彼黑石而冲之。成吉思合罕曰：‘凡有敌行者，于其所杀，于其所敌，常隐其身而讳其言。此人也，却不隐其所杀，不讳其所敌，而迳告之矣，可与为友之人也。’……遂命名者别。”

    剧中，还有这样两个情节。当泰赤乌人纳牙阿在全军溃败之时，竟帮助主子塔里呼台死里逃生，之后又来投奔铁木真，并且据实相告。铁木真感念于他对主人的忠诚，便收留了他。与此相反，一直与铁木真争霸草原的札木合的属下，在其主人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之时，为保全自己，将札木合抓住，作为觐见礼送交铁木真。然而，铁木真却把他们杀了。

    前者，《蒙古秘史·卷六》记述道：与克烈部的王罕和桑昆大战三天三夜之后，成吉思汗发现这两个“朝令夕改”的家伙竟然逃脱了。“未知王罕，桑昆何以得乘夜而出，其战将乃只儿斤之合答黑把阿秃儿也。合答黑把阿秃儿既降，乃曰，我以未忍视本罕之遭擒而见杀，故不能弃，为使蹈隙逃命远离而战也。……成吉思合罕善合答黑把阿秃儿言，乃降旨曰：不忍弃其本罕，为使远离逃命而战者，其非亦丈夫欤？可为友伴之人也，遂赐以不死。”后者，见于《蒙古秘史·卷八》。当铁木真打败乃蛮、蔑尔乞部之后，“与乃蛮共处”的札木合落荒而逃。“偕其从者五人为盗，登傥鲁山，杀羱羊烧而食之也。”就在札木合吃肉时，“其五从者下手，擒札木合解至成吉思合罕处来矣。”面对背叛者，即使背叛的是自己的对手，成吉思汗亦毫不留情：“安可容此犯其本罕之人也？此等人，其能为谁之友乎？传旨：族斩其犯本罕者。”
有学者指出，“诚信”是《蒙古秘史》出现频率最高的道德概念，成吉思汗将“诚信”视为衡量人的道德尺度和行为准则。他主张“诚信”之人可以结为朋友、可以“委以大任”。他说：“若是早上说的话，晚上毁掉；晚上说的话，明早毁掉，岂不是可耻吗？”他强调：没有诚信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回顾成吉思汗的一生，是“允诺之轻，而践诺之重”的一生（这可能就是成吉思汗在中国封建开国皇帝中唯一没有杀过功臣的原因），是“心正、行正、法正、气正”的令人信服的一生，是为民族统一、民族强盛而浴血奋战的一生。电视剧第十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铁木真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有过几次亲人的背叛，其中包括他的叔叔和堂兄，却没有一个是他的部下。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只有一生恪守“诚信”、以“诚信”治军治国治民的人，才能够创造这个“绝无仅有”的奇迹。

    是的，抢婚，只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兼顾大众趣味的“好看”的开端；又是具有人性反思和社会批判意义的“耐看”的开端。这个开端告诉我们，只要抓住社会存在的问题，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就可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这正是民族历史题材电视剧所肩负的重任。
（本文转载自《中国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