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剧：
              对古代文明的再发现
              ——再从电视剧《成吉思汗》对文化资源的开掘说起
                                                                 文/李树榕

    民族历史剧，特指以某一民族的历史为题材，进而反映这个民族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特色文化的电视剧。这是不以主创人员的民族属性为衡量标准的。30多年来，凡属于“正剧”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包括民族历史剧），如《卧薪尝胆》、《汉武大帝》、《武则天》、《成吉思汗》、《雍正王朝》等等，大多体现出尊重史实，并试图对古代特有的“文明”给予再发现的时代自觉。只是，作为满足人类精神生活需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涉猎的领域非常广泛，既包括民族生活和生产方式、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包括历史建筑和文物古迹、民族语言和民间艺术等等。今天，在史籍文本的重读中，电视剧创作对文化资源的选择和运用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王蒙提出：“文化的力量首先在于它的有效性，也就是说一种文化要使接受这种文化的人群或族群过上有质量的生活。”历史的经验证明，“有效”的文化，才堪称“文明”；这是与人类普适价值观相一致，并具有“人无我有”的独特性；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科学性；符合“人类久远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性；能激发人类创造力的前瞻性等精神特质的。这些特质，因蕴含着转化为当代审美对象的可能性，往往成为艺术创作遴选文化资源的重要标准。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这样一个数字细节。当皇四子胤禛从其父康熙帝手中接过满清的皇权时，国库存银尚不足七百万两。雍正帝执政十三年，也把政治改革推行了十三年：整顿吏治，设立军机处，完善密折制度，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等等。当他把皇权传于儿子弘历（乾隆帝）时，国库存银已达六千万两。即便当时就有人诋毁他“校诏”、篡位，是暴君、施暴政、树敌过多，即便今天我们也不否认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封建皇帝，但是，“硬实力”的提升却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基础和刚性指标，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人都难以否定的。我记得，这部电视剧推出时，恰逢改革开放20年。在特定的时代，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再发现，并将其“可持续发展”的某些价值内涵运用到电视剧中，就是为了凸显“提高综合国力”是人类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硬道理”。文明，毕竟是以保证最广大的民众能够安居乐业为基本目标，之后才能论及其他的。

    据此可以看出，针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到祖先那里寻求答案，是民族历史剧对古代“文明”给予再发现的主要动力。因为，“一种文明与文化，能否发扬光大，能否在世界产生影响力，关键在于其价值理念能否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能否解答人类未来和平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人们无法回避而又时感困惑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财富分化”、“文化碰撞”、“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升级”造成的价值观失落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民族文化资源中进一步挖掘如“崇尚自然”、“恪守信义”这类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代“文明”要素，将其化用到历史剧创作中来，就是可资借鉴的。而各个少数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也就成为民族历史剧要承担起“现代精神文化生态建设”的历史使命，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的，否则将偏离历史美学品格。

    在电视剧《成吉思汗》第24集里，有这样一个情节：1219年4月，蒙古国的“库力儿台大会”（忽里勒台）议定了西征事宜正要闭会，成吉思汗的妃子也遂便站了起来，面对着最高权力集团，她胸有成竹，从容而镇定：“大汗，臣妾有话要说。”得到允许后，她便口若悬河：“但凡有生命之物都不能久生长存。您年事已高，这次远征要翻大山，越大河；冒风霜雪雨，迎刀枪弓矢。假如您像大树一样的身躯突然倾倒，这绩麻一般的百姓，交给谁来治理呢？”孰料，话没说完，就被皇后孛尔帖打断了：“也遂，你怎么想咒大汗早死呢？”简短的一句话却包含着致命的5个字：“咒大汗早死”，由此就成了左右局势、危及也遂性命的关键词。尽管成吉思汗最为信赖的耶律楚材主张：“让也遂妃把话说完”；尽管成吉思汗宠爱的妃子也速干一再为姐姐求情，对也遂极为不利的态势还是一边倒的发展了下去。答里台愤怒地说：“不许这个塔塔尔女人诅咒成吉思汗。连我这个叔叔还能骑马射箭，大汗会万寿无疆的。”性格直率的大将速不台马上高呼：“大汗万寿无疆！”众人立刻齐声附和：“成吉思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此时，成吉思汗的二儿子、骁勇善战的察合台早已怒不可遏，命令道：“怯薛军（禁卫军）！”意欲立刻治罪于也遂。

    千钧一发之际，是成吉思汗的沉着与威严平息了他们的愤怒：“有长生天的气力在我身上运行，我还怕一个女人的诅咒吗？”继而平和地转过身来，“也遂，你说吧。”“大汗，任何人都不会长生不老，只有长生天才能长生。您这次以花甲之年远征数载，不可不为后事着想啊。您应该在临行之前，在您的儿子中确立一个继承人。也好让诸位子弟、全体百姓和我们这些贱婢们都能够了解您的旨意。”当成吉思汗转而征求耶律楚材和博尔术的意见时，一个说：“汉人将立储大事视为国本。也遂妃虽为女流，但她的见解却使须眉男子感到羞愧。”另一个说：“传国是件大事，是应该及早确定才对。”由此，情势急转直下，以致成吉思汗最终也做了自我检讨：“因为我不是继承先人手里的汗位，而是自己打出的天下，所以把这件事给疏忽了。”

    是啊，历朝历代，确立皇位继承者都是一个关系到社稷存亡、百姓安危的大问题，同时，因涉及到皇子、皇后以及其他皇亲国戚的切身利益，常常变得格外敏感而棘手。对成吉思汗来说，这个问题尤为复杂。原因在于，皇后孛尔帖新婚不久曾被蔑尔乞人掠去，多年来，其长子术赤的血统问题就成了困扰这个家族的难言之隐。立储的话题一经提出，这个痛处必然被触及；处理不妥，父子、母子、兄弟之间就可能反目成仇而致使天下大乱。对此，聪慧过人的也遂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在西征之前，冒死进谏呢？

    当我们翻开《蒙古秘史》却发现，这一段记载与剧情有很大出入：因“西域杀使者”，故而“帝率师亲征”（《元史·太祖纪》）。“及出征时，也遂妃进言；奏成吉思合罕曰：合罕越高岭渡大水，所以出征长行者，唯思平定诸国矣。然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若汝似大树之躯骤倾，则将似绩麻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若汝似柱础之躯猝倾，则将似聚会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所生英杰之四子中，其委之与谁乎？似合令子弟、众下民及贱婢我等知之。兹谨奏所思及者也，愿闻圣裁。成吉思合罕乃降旨曰：妃虽妇人，也遂之言是之是也。汝等弟每，子每及博斡儿出（博尔术）、木合黎（木华黎）等，不论何人亦未进此言。而我亦未尝步先祖之后，故忘之矣。”将这段文字中对成吉思汗言行的记述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当也遂把自己考虑到的立储大事向大汗都一并奏明，愿听从（大汗）圣裁时。“成吉思汗就降下旨令说，爱妃虽然是女性，也遂说的上面这些话是正确的。你们这些弟弟们、儿子们，以及博尔术、木华黎等人，不论是谁也没有谏言立储。因为我不是继承先人手里的汗位，而是自己打出的天下，所以把这件事给疏忽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一个顺接连词“乃”（就）和一个判断句式“也遂之言是之是也”，不仅把成吉思汗毫无责备之心、恼怒之意的心态和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还以子弟们、大将们甚至自己作为参照，对也遂此举倍加赞赏。通过剧作和史籍的比较可以看出，整个情节除了一首一尾相同，其他的矛盾冲突均为虚构。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剧作者为什么要将历史上并不复杂的事情复杂化呢？

    电视剧是艺术，即使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不是历史，而是艺术。凡艺术，都需要立意和创意。立意是灵魂，创意为立意服务。而立意，就历史题材来说，可以是歌颂性的，可以是反思性的，也可以是批判性的。但无论哪一种，只要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立意越明确，创意的空间也就越大。就这个情节来看，只要也遂谏言立储、成吉思汗欣然纳谏的“大事”与史实无异，那么，主创人员是完全可以通过想象和创意，在“小事”的虚构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的。于是，一个不到5分钟的情节，因其与史籍相左，便成了塑造人物性格重要的一笔。由于它反映出了主人公成吉思汗面对生老病死、立储传国、忠臣进谏等一系列问题时的气度和心怀、判断力和决策力，同时还反映出了古代草原民族特有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宇宙观，在引导、启发观众深入领会何为“崇尚自然”的草原文明时，是不可或缺甚至是不可多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有学者指出：“以动态的观点理解和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是草原民族辩证法的基点……天体的变化、昼夜的转换和四季的轮回，尤其是‘逐水草而进’的生产方式，使草原民族对‘动’的认识由自发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因而，“蒙古汗国的建立，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蒙古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一场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成吉思汗采纳和接受形成于民间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相信‘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事物的运动是永恒的，事物是处于变化之中的；生命是短暂的，由生到死则是必然的——就是例证。”故而《蒙古源流》中才有这样的诗句“植物养育之肉体，智慧点缀之贵体，生死归宿世更换，昼夜交替是规律。”我们相信，只有深谙自然规律的草原民族，才有如此达观的人生态度和顺其自然的生命观，这与13世纪蒙古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教也是不无关系的。萨满教认为，“一个人死后，灵魂不会消失，而是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宇宙之间，它既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和财富，也能够降临祸患和灾难。”作为草原的儿子，用理解、尊重自然法则的良知来认识和理解人的生命法则以及社会发展的法则，就是成吉思汗特有的智慧，也是草原民族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崇尚自然的“特色文明”。由此我们终于懂得，为什么在古人那里类似“也遂进谏”这样属于自然而然的行为，在今天竟然成了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创意空间。是的，宇宙无限，人的生命有限；欲望无限，自然资源有限；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不断升级”的根源就在于人类对自然法则的忽视、无视甚至背离，贪欲随之无限度膨胀，其结果就是遭受自然法则的报复甚至最终被大自然所抛弃。
说到这里，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也遂妃出席并参政议政的库力儿台大会（又称“忽里勒台”）。在11~13世纪的北方草原上，不论是兀鲁斯（国家）推举大汗，还是部落选定首领，都是通过库力儿台大会决定的。它既“是蒙古社会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古社会主要的选举制度和推举首领（即选汗）的民主大会……之所以称它是民主大会，首先是因为它不是少数人参加和议事的会议，更不是少数人可以轻易操纵的‘聚会’，而是由‘全体宗王和异密们（官员们）’、‘左右两翼的宗王和异密们’参加和组成的议事大会”。而古代蒙古族贵族女性拥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也是该大会秉承草原文化传统的民主特征之一。因此有专家认定，库力儿台大会是蒙古社会走向民主和法制的最初形式。在此基础上再来解读剧中也遂妃“冒死”进谏的心理动机，就有了充分的历史文化依据：她之所以能够谏言立储，是在草原文明和当时蒙古国政治制度允许范围之内，既尊重自然规律又尊重社会规律的一种意见表达，属于“自然而然”之举，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敢于直言不讳，则是出于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这一传统观念的信任，对成吉思汗大智慧、大襟怀、大志向的信任，同时也是对自己的良知和责任心的信任。换言之，剧作者之所以让一帮皇亲国戚形成合力、共同挑战也遂的这种自信，继而诋毁她的政治良知，其实是在借古讽今——只有心存私念的人，才不敢或者不愿正视自然规律，才不负责任地回避事实、阿谀奉承，古代如此，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然，电视剧毕竟是满足精神需要的文化产品，创意好，立意才高；立意高，创意才好；二者相得益彰。而体现创意的人物塑造和一波三折的戏剧冲突，就是让观众感兴趣、持久感兴趣，甚至深入持久感兴趣的兴奋点所在。没有这些兴奋点，作品的立意是很难被观众领悟和接受的。作为人物传记性电视剧，很显然，《成吉思汗》的立意是以歌颂这位民族英雄为主，以反思其作为政治领袖的某些失当和批判其某些谬误为辅的。所以，作者通过艺术想象把“谏言立储”这一情节复杂化，既是为了突出主题，也为了吸引观众。剧情将孛尔帖、答里台、速不台和察合台等人对也遂的不满和愤怒逐步推向白热化，就是用欲扬先抑的方法为塑造德才兼备的主人公做铺垫的。不是吗，孛尔帖们要治罪于也遂的声浪愈高，群情愈加激愤，成吉思汗扭转局势的难度就愈大；扭转局势的难度愈大，才愈能展现出“一代天骄”独有的分辨力、判断力、魄力、威力和执行力。

    翻阅蒙古族哲学史，经常会读到成吉思汗“箴言”，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对“德行”与“智慧”的思考和强调。通过电视剧和史籍的比照我们发现，这既是成吉思汗政治信念的基础，也是他不断自省、自知、自律（即自胜）的前提。他强调：“心者身之主，心乱则身亡；君者国之主，君误则国亡。”那么，作为一国之主如何才能避免失误呢？他认为首先要有自省意识：“与其议论他人是非，不如反省自己的过错。”“能清理自身内部者，即能清除国土上的盗贼。”在自省的基础上，要有自知：“要将自己的话、别人的话同贤人们的话进行比较，如果合适的话，就可以说，否则就不应当说。”在自知的基础上再做到自律（即“自己战胜自己”）：“要克制欲望、傲气、贪婪，要养成文明、守义、仁爱。”自省是发现问题，自知是确认问题，自律是解决问题。而一切问题之根源，成吉思汗认为，就在于“贪欲”。克制欲望，要用理性；理性的基础，就是规律；规律的力量，在于事实。于是，剧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乎成吉思汗求实、自律的情节：听从呼阑妃的建议，他及时纠正了自己的多疑和偏激，得到了终身可以信任的忠勇之士纳牙阿大将；听从长春真人的建议，他及时调整了治国治军方略，停下了西征的步伐；听从也遂妃和大断事官失吉忽秃乎的建议，他没有把塔塔尔高于车轮的男子赶尽杀绝……可见，礼贤下士，从善如流，既是为君之德，也是为君之智。而求实，从来都是古代草原民族尊重自然规律的最为基本的人生态度，成吉思汗亦不例外。

    当下，倡导人们奉行的现代文明中，既包括那些从古至今一直有效的文明元素，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也包括那些在历史进程中被弱化，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今天必须再度弘扬的文明元素，如“仁者爱人”和恪守信义；还包括那些在多次社会变革中已经丢失，目前依然具有实践意义的文明元素，如“道法自然”或崇尚自然。而承载这些文明元素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需要民族历史剧的主创人员不断去挖掘、去发现、去表达的。

    作家二月河认为，对历史人物是肯定还是批判，有三个重要尺度，这就是要看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否做出过贡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改善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在科学教育、发明创造上作出过历史贡献。”这些尺度无疑与我们对古代“文明”再发现的衡量标准——尊重规律的科学性、可持续发展性、激发创造力的前瞻性——不谋而合。而“人无我有”的独特性，是专门就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而言的。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悠久，文化资源就有多么丰富，对古代“文明”再发现的空间就有多么广阔。因此，民族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天地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