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士心
                                                             文/杨道尔吉

    公元1252至1254年，蒙古汗国派出一支远征军，去征伐远在云贵高原之南的大理。执行指挥任务的是大汗蒙哥的弟弟忽必烈。

    忽必烈这时已接近40岁。攻打大理是他建功立业的第一次机会，也是一次极其重要的机会。所以他一定要成功！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自然是军事力量，而掌控此次远征军军事力量的是大汗本人，节制管领全军军事的指挥官是兀良合台，他是蒙哥汗的宿卫长，不是忽必烈的贴己。仅属于忽必烈的私人力量是他的小规模宿卫营，还有几位北方汉地儒臣。

    有一支忠诚的义士小队（只有46人）尾随在大军之后，领队的人叫董文柄，北方汉族人。他的两个弟弟董文用、董文忠都在忽必烈的宿卫营供职。在行军翻越大雪山时，马不能行，只能“舍骑徒步”。忽必烈患有足疾，只好由随从背着他，史书上特别记载了一个背负忽必烈的勇士，叫郑鼎，北方汉人。

    此外，还有忽必烈的宿卫廉希宪，畏吾儿人，谋士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北方汉人。

    就在远征大理的头一年（1251年），蒙哥在激烈的角逐中获得了蒙古大汗的权力。从蒙哥汗主政后猛烈的清洗行动中，可以窥到蒙哥汗主政以前，他与同胞兄弟们所承受的政治压力。1232年，忽必烈之父拖雷病亡，直到1251年蒙哥汗主政，这20年间忽必烈非但不是特别显赫，可能还要承受超常的政治压力。而上述对他忠心耿耿的随从们在这个期间便与他建立了联系，其忠诚可鉴。

    按照蒙古领户分封制的习惯，忽必烈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获得了中原地区邢州的万户领民。这使他有机会以领主的身份与汉地知识分子接触，并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其中有阴阳术数家刘秉忠、张文谦、王恂，还有学养深厚的理学家姚枢、许衡、窦默，较早便陪伴在忽必烈身边的除刘秉忠外，另有一位精明通达的赵壁。

    13世纪以前，长江以北在金朝治下一百余年，再往前，幽燕地区曾由契丹辽治下一百多年。北方汉人并不以异民族的统治而过度惊惧、过分抵触。北方游牧民族在他们进入中原以后，也积极地吸纳、诚恳地接受中原地区的制度文明和精神文化。以金为例，入住中原后20年，便有金熙宗躬亲祭孔，拜谒先圣，鲜明地表现出对中原精神文化体系的尊重。正是在这种积极的互动中建立了异族统治与中原知识分子共同合作的社会文化结构。

    金朝社稷庙堂之火彻底熄灭于1234年。第二年，蒙古军在攻打南宋德安城时俘获了南宋名儒赵复。不久，就把赵复等名士连同缴获的伊洛书籍载送燕京，建立一个太极书院。这样，赵复登坛，在故金知识分子聚集的燕京开始了公开讲授的半官方论坛。赵复的最主要传承人是许衡。许衡在没有接触赵复学问之前，已经在北方地区有很大的名望。1242年，许衡学到了赵复传授的程朱理学著述，声名益著。介绍许衡与赵复学问接触的，正是日后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姚枢。在归向忽必烈的知识分子人群的努力下，许衡成为北方理学的大宗。

    金亡之后30年间，北方世侯势力很大，如史天泽、严实、张柔等等。这些世侯各开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秀民贤才。而各幕府之间又相互来往，构成了另外一个体系的知识分子群落。

    12516月，蒙哥登上汗位。随之，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担任总领漠南汉地的重任，开府金莲川。各流派的知识分子都把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忽必烈。

    1273年，在南宋控制的真州（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新馆，忽必烈于15年前派出的大元国信使郝经被拘于此。郝经无疑是北方名士，是在泽州理学的浸染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祖父郝天挺是金末文学家元好问的老师；而他本人又是元好问的弟子。此时，他因出使南宗，被南宋丞相贾似道秘密拘押15年。郝经在被拘的馆中蓄养了一只大雁，长期与雁倾诉；而大雁每次见到郝经，也会鼓翼引吭，若有所诉……后来郝经将蜡丸帛书系于大雁足上，纵放北归。1274年春，郝经终得释放。元末叶子奇有《辍耕录》专记此事，《雁书》有句：“一寸蜡丸凭雁寄，明年春尽竟生还”。

    郝经对于大元的忠诚，更多的是对皇帝忽必烈的人格认同。在其《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中说起忽必烈：“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雄之风……”代表了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意。

    忽必烈之所以得到了北方秀民贤才们的拥戴，其一，来自于他青年成长时的客观环境：窝阔台系执政期间的政治压迫感，自己没有军事功勋，也没有军事力量，造就了他沉静善谋的性格。其二，草原民族的质朴和天然。明朝学者郎瑛《七修类稿》卷26《辩证类》有评论说：“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在对文人写作上，表现出了真正游牧人的宽容和体谅。大文学家元好问情高性古，毕生忠诚于前朝，他的诗文中揭露蒙古军队残暴的地方很多，而已经成为大汗的忽必烈并未因此震怒。所以元好问在《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中，真诚地称颂忽必烈为贤王。

    在13世纪，知识分子是架接在军事政权和百姓大众之间的桥梁。得士心则得民心，得民心则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