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文献：草原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

--兼论草原文化文献数据库的建设

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 白.特木尔巴根 教授

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始终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和进取精神活动在北方的广袤地区，与中原各民族以及毗邻国家和地区的诸多部族频繁交往，或战或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历史悲喜剧。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典籍二十五史中，以记述北方游牧（包括狩猎）民族历史为主的史籍已占去全部正史的50%以上。关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载记不仅仅见之于正史，若别史、杂史、笔记、方志以及文人别集、总集、谱牒、图录等等，靡不收录，可谓浩若烟海。无可否认，游牧文化是所谓草原文化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历代典籍中，相当一部分则属于草原文化的珍贵文献。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游牧民族中，蒙古民族是最具代表性的。因此，历史上蒙古民族的文化也就成为典型的游牧文化。如果说《旧唐书》中关于拔野古的记载仅仅流于部落名称的罗列，那么，在后来的《宋史》、《辽史》、《金史》特别是《元史》中，蒙古文化作为典型的游牧文化，凭藉这些典籍得到充分的反映。《蒙古秘史》出于皇家史臣之手，其成书不仅早于上述四部正史，且又具有国史之性质，在展示游牧文化方面更是无以替代的。从北宋到南宋灭亡，中原朝廷的使者以及儒士僧道陆续前往蒙古汗廷，写下为数弘多的见闻录，若《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等。与此同时，尚有众多的西方使者、旅行家往返于蒙古高原，以他们的独特视角记录了蒙古地区的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游牧文化的文献。

从文献的文种看，在蒙元时期蒙古文文献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由于元末明初的战乱，包括内廷实录、皇家文牍、奏章等在内的蒙古文文献几乎散佚殆尽，流传下来的殊甚寥寥。目前保留较全的有汉文文献、八思巴文文献、藏文文献、元代白话文献以及西文文献等。从文献的载体看，除占绝大部分的纸质典籍外，尚有许多金石碑刻以及帛书、桦皮书等。

综观蒙元时期涉猎游牧文化的文献，其内容十分丰富，举凡政体、典制、法规、军事、经济、礼教、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间习俗等等，都得到较为详尽的记述。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出于不同的文人之手，分别撰写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年代，因而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游牧文化在蒙元时期的一百数十年中不断发展丰富的历程。

就以法律而论，游牧社会与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大有不同。《蒙古秘史》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大帝国时颁布的一些法规，谓之"大扎撒"，抄录在该书提及的《青册》中，然而《青册》失传，详情不得而知。入元之后朝廷陆续颁布了《元典章》、《通制条格》等。据《蒙古秘史》及相关的训喻诗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蒙古帝国时期的法规与《元典章》等相比确属草创阶段，其间不断完善的发展脉络斑斑可辨。

游牧行国的征战与中原亦迥然有别，《蒙古秘史》的作者以游牧人的笔触描述了数十次的重大军事行动，世俗间的"安答"往往成为部落联盟的基础，充满草原气息的典兵之官若 "万户"、"千户"以及简约的兵制凸显出极强的战斗力。"灭夏剪金，霆轰风飞，奄有中土。"（《元史》卷九十八，兵志）成吉思汗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传统，其战略战术对世界军事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继命大将帅师渡江，尽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 （《元史》卷九十八，兵志）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的军事行动，在继承蒙古帝国军事传统的同时，也借鉴了适合于人口稠密，城池纵横的中原腹地的战略战术，兵制亦随之有所增益。

祭祀既是蒙古帝国的重要朝仪，也是民间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帝国时期，"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元史》卷二十五，祭祀三）是时，除祭祀祖先外，尚有祭长生天、日月、山川之礼俗，祭器、服饰等均有严格之规定。入主中原之后，朝廷专设司理祭祀的机构，祭祀范围增多，礼俗也有变化。"英宗皇帝采用古礼，亲御衮冕祠太庙，奋然制礼作乐之事。"（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八）另外，关于传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蒙古高原的自然灾害（雪灾、旱灾、蝗虫灾、沙尘暴等）、皇家、宗王所拥有的五畜头数以及频繁互赠的情况等，也在《元史》本纪、列传和元人别集中得到反映。

以上数例足以表明，蒙元时期的文献对于游牧文化的记载是多方面的，通过这些文献，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游牧文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的特色，还能够洞悉它在一百多年中的发展变化。

从元惠宗退居开平到北元最后一个皇帝林丹汗去世的1634年，是为北元与明廷对峙时期，约260余年。这期间仍有大量的文献得以雕版或抄传，负载着游牧文化在大漠南北延续和传承的重要信息。

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以"共梳草原文化脉络，共创草原文化辉煌，共享草原文化荣耀"为使命，确立了"梳理、保护、传承、发展"草原文化的宗旨，付之实践的诸多举措和产生的实效已经得到国内外同仁、专家学者的普遍赞誉。本人以为，梳理草原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包括文献的梳理，这是一项基础工程。在我国，以游牧文化为其内核的草原文化可谓源远而流长，相关的文献记载浩若烟海。拂去历史的尘埃，从历代文献中梳理有关游牧文化的记载，是科学地探讨草原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游牧文化遗迹的研究和现实的田野调查工作。就游牧文化或者它的拓展草原文化的文献研究而言，本人拟向基金会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将草原文化文献的梳理列为基金会的规划中，着手搜集、整理原始文献资料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二、充分利用文献学和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辅之于现代多媒体技术，组织专家编制草原文化文献数据库，为国际学术界提供具有权威性的文献依据；

三、以设立研究课题的形式，在国际范围内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文献的考证和研究，梳理出可资援用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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