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对繁荣发展元朝多元音乐文化的战略思想
                                       呼格吉勒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授）

    元世祖忽必烈入驻中原建立元朝，被世界所瞩目。在当时，出现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贸易繁荣、文化融合的景象，并促使元朝音乐文化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世界品格特点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正是与元世祖忽必烈对元朝文化的繁荣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一、吸收融合、兴操文化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辈们的战绩为荣，并承续祖业，最终完成中国空前大统一的丰功伟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享有盛名的开明君主。同时，把蒙古之邦转向了正统的封建王朝,也让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元朝的统一大业和繁荣发展的多元文化的融合。要说成吉思汗以武功征服震撼世界，忽必烈则以文治著称天下。元朝的建立是蒙古文化朝向多元化的重要步骤。事实上，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或与西域各民族和各地区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导致元朝出现了音乐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的容纳千人的金帐里盛行的“汗•斡耳朵”音乐，经元世祖忽必烈
的充实，元朝宫廷中形成了所谓的“大成乐”（也合布特辉•胡葛吉麼）。当时，宫廷乐人已高达五百余人的阵容，专司礼乐的各种官员汇聚于宫廷，包括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人才。这与忽必烈的开明的政策，兴操文化战略是分不开的。
二、重视人才、为我所用
   元世祖忽必烈的人才战略为元朝多元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为制朝仪，他任用太保刘秉忠重制朝仪之事，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又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元史•礼乐一》）等举措，大大扩充了宫廷礼乐。另一方面，让那些在宫廷，或是在文人阶层中的各路专业艺人，诸如宫廷乐人、剧作家、散曲家们给予了创作的空间，发挥他们的作用，最终在中国音乐史上出现了出类拔萃的民族音乐家和剧作家。例如宫廷乐人硕德吕、贯云石（回纥人）、阿鲁威（蒙古人）、薛昂夫（西域人）所写的诗词或散曲，造诣颇高；杂剧作家则有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以及号称六大家的关、马、郑、白、乔、王等，并创作出了颇有影响的时代杰作。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有：《百灵雀》（教坊大曲）、《海青拿天鹅》（琵琶大曲），元大曲、元小曲，杂剧有：《窦娥冤》、《汉宫秋》、《墙头马上》、《西厢记》等。元朝在这样开明君主创建下，取得了如此的丰硕成果非常了不起，也充分体现了忽必烈重视人才、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文化战略之理念。
三、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特殊的一页，在我國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代的统一促进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元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那海纳百川的融合性和求同存异的包容性，尤其在元朝建立的初期，这种融合性和包容性更为凸显。在融合的浪潮中，最具冲击力的，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文化的融合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是中原文化的融合，另一个是与疆域民族或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元朝的疆域比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要辽阔。在这如此大的区域里，涵盖了各种肤色的民族，
他们操着不同的语言和有着不同的生活习俗，以及文化背景，要把这些民族都统一到一个国家，就必须要求各个方面的全面融合。在元朝的统治者看来，要做到这种融合不能是同化，而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又要保持蒙古祖制，彰显民族文化之特质，在音乐文化上凸显得更为突出。忽必烈使宫廷雅乐和燕飨乐更为完美华丽，忽必烈积极地接受前朝制乐、诏括金朝遗乐，引进西方乐器，开辟了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的先河。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他力图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各朝的仪文制度，又吸收疆域民族或西方文化加以提炼，这种吸收式的融合从大元时期的“大成之乐”的风格上就突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