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 紅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西北35公里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这一区域中间是略有起伏的草原，四周7～8公里范围内是连绵的浅山丘陵，锡（林浩特）～张（家口）公路从中间南北穿行而过，根据1992年的调查，这里分布着较多的带有石雕像的建筑基址。在公路的西侧约1.5公里处，有4座较大型建筑基址，排列于一列东北～西南走向的小山脚下，另有若干座较小者，分布于浅山北端向西的山沟内的沟沿两侧，故当地俗称此地为“石人湾”。在公路东侧约3公里的范围内，也发现有砂岩质的石雕像和小型的基址多处。1992年的发掘，选择了山前相邻的4座大型建筑基址。4座基址坐落在小山脚下，背西向东，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相距最近的一、二号祭祀址，间距约350米，三、四号祭祀址相距最远，间距约900米。
1、祭祀遗址概况
经过发掘的4处祭祀遗址均由石围墙、祭台、汉白玉石雕像和建筑基址及供祭遗存组成。石围墙为东西略长的椭圆形，长径为30～40米，系用自然石块叠砌，基宽约1.3米。方向110～130度。祭台位于围墙中间偏后处，略呈方形，4座祭台大小不一。一号祭台最大，呈方形，边长约8.75米，存高1.25米；三号祭台较小。长4米，宽3.5米，存高0.7米。祭台均是中间以黄土夯筑，四周以青砖或石块围砌，向上呈台阶状收分成三级。汉白玉石雕像在台基前方，基本位于围墙的中央，共出土4尊（四号已残损过甚，仅剩基座部分）。雕像头部均因破坏而无存，残高在1.35～1.55米之间。雕像端坐于靠背圈椅之上，内穿紧袖长衫，外穿右衽半袖长袍，一、三号雕像胸背部绣双龙卷云纹，二号雕像则为团花和云肩。雕像均脚蹬如意纹厚底靴，身左侧佩带长方形大袋、小方盒和带鞘蒙古刀，右侧佩带火链包、黄羊角和带鞘蒙古刀。雕像均右手握高脚杯于胸前，左手自然垂放于坐椅扶手之上。一号雕像左手无名指、二号雕像左手小指上均戴有嵌宝石的戒指，三号雕像左手部残损，情况不明。此外，一号雕像胸部残留有两绺分叉的胡须，二号雕像背部亦残留有一根短辫。椅背均雕饰团花牡丹，扶手为对扣的莲花。坐椅下为长方形基座，正面雕饰有三组如意纹图案，其它三面无纹饰。在石雕像与身后祭台的四角均保存有大块平整的基石，石雕像四周还铺有白灰地面和单砌的砖墙，表明在祭台之上和石雕像的四周，应有罩护祭台和石雕像的亭阁式建筑。（1）
2、石雕像的分布与族属　
石雕人像在我国的新疆和内蒙古北部地区都曾有过发现。（2）在国外，主要是在蒙古国的东南部和中亚哈萨克斯坦发现较多。但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其笼统归为突厥遗存。近年来，前苏联学者维克多罗娃和蒙古国学者巴雅尔，根据对蒙古国达里甘加和温都尔汗山等地发现的石雕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其中大部分石雕像属十三、十四世纪蒙古人的石雕像的结论。（3）
目前发现的石雕像从其形制来分析，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立式的A型和坐式的B型两个类型。
A型　呈立式。以自然砂岩雕成。一般粗略勾勒面部，多为右手举杯于胸前（手指多不触杯），杯呈罐式或碗形。服饰多为开襟圆领或斜交领式，腰两侧挂长方形带或刀剑。有的双手合握于脐下。
B型　呈坐式。除砂岩、火山岩外，部分用大理石、汉白玉雕琢。有的盘腿曲坐，右手握杯于胸前，左手下垂，部分带头盔。头发束结，垂至耳侧。有的坐高靠背椅，右手握高柄杯，左手放扶手上，雕琢精细。
根据目前的发现，A型石雕像多分布于欧亚草原地带的西部，主要集中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伯利亚、图瓦及阿尔泰山和我国新疆一带。B型石雕像则多见于欧亚草原地带的东部地区，即蒙古国的东方省，苏赫巴特省、东戈壁省和内蒙古的北部草原地带。A型石雕像多选用长条状自然石料，或就其原形，或粗略修整。雕刻手法多用阴刻或线刻，构图简单明了，人物面部特征不明显，粗率朦胧，握杯姿态多以手指捏托，腰部挂有短剑和长刀。B型石雕像一般是根据构图造型所需确定石料，多选用易于雕凿之石灰岩及大理石、汉白玉等。雕刻手法以圆雕为主。一般男性表现为“握杯坐椅”式，女性多呈女性特征明显的站立式，往往发现两性雕像摆放于一处。其仪态与装饰表现细腻逼真，形象生动，写实性较强。
据《北史》、《周书》、《隋书》中突厥本传的记载和在蒙古国鄂尔浑河畔和硕柴达木发现的突厥碑铭记载的突厥人的丧葬习俗，结合前苏联学者卡扎凯维奇、阿尔斯拉诺瓦，恰里科夫，蒙古国的巴雅尔及中国的黄文弼等人的研究，我们认为，A型石雕像应属公元六～九世纪古代突厥人的文化遗存。（4）而据《元史•舆服志》和元刻《事林广记》的记载和插图，特别是近年来相继发现的元代墓葬壁画资料（5）的分析判断，B型石雕像当是属于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的文化遗存。（6）
3、石雕像的性质和文化渊源　
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祭祀地选择了四面环山，背西向东，地势开阔的山前地带。其次，发掘的“石人湾”祭祀遗址的石围墙构筑整齐，祭台叠砌考究，似乎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第三，发掘出土的汉白玉石雕像雕刻精细入微，逼真传神，庄严肃穆，体现了身份的高贵及相互间的差别，表明每一座雕像都代表着不同的个体。第四，这一区域发现的其它祭祀址和石雕像，虽然品级不高，但从整体上反映出了这一区域的重要性。中统二年（1261年）四月八日，忽必烈“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7）。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即位于元上都和金代桓州城西北约30～40公里范围之内，可知忽必烈率皇族宗亲所作的这次祭天活动，极有可能是在羊群庙一带进行的。元代皇族每年还要举行祭祖仪式，“岁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园，奠马酒，执事者皆世臣子弟”（8）。元代诗人萨都刺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宴诸王。”（9）可见，元代皇家祭天、祭祖均是在元上都的西北方向。这个方向也恰恰是由元上都望去的位于蒙古国三河河源处的肯特山起辇谷的方向。也就是说，位于金代桓州西北的羊群庙一带，应当是元代皇家贵戚祭天、祭祖之地。羊群庙的奎树沟“石人湾”，应是十三世纪中叶至十四世纪中叶元代上层贵族为祭祀其显赫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
蒙古高原及周边地区，在商周阶段，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舞台，曾经创造了极富特征的“鹿石文化”。这些“鹿石是一种拟人的石雕像，……只用斜线表示头部，并刻有悬挂兵器和工具的腰带”（10）。自汉代以来，这里一直是突厥语系诸部落的驻牧地，公元552年，青突厥人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语系诸部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造就了突厥民族“重兵死而耻病终”（11）的生存价值观念，他们“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12），“尚武”传统在其社会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骑士精神与尚武传统的广泛传承，形成了突厥社会中“刻石记功”，“杀人立石”的“石刻文化”（13）。这种“石人”与“鹿石文化”应当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所以，分布于蒙古高原为数众多的“石人”，一般均表现为“手握刀匕”式。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兴起后，成吉思汗征服了突厥语族的克烈、乃蛮、汪古诸部，建立起蒙古汗国，又相继吞并了花刺子模、钦察等一系列属于突厥语系的国家。这样，就为蒙古人接触和汲取“石刻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蒙古汗国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蒙古人“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与突厥民族固有的“石刻文化”达到了恰当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导致了蒙古草原上石雕人像形制与仪态上的进一步变化，于是体现着权力与富贵的“握杯坐椅”式石雕人像便由此发端。因此可以说，羊群庙石雕人像来源于蒙古高原的最早的“鹿石文化”传统和古突厥人的“石刻文化”，应当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4、羊群庙祭祀遗址与石雕像的考证
正蓝旗羊群庙奎树沟出土的4座汉白玉石雕人像（其中一座仅存基座部分）的年代和性质，在原发掘报告及相关文章里曾略作过分析与研究，初步认定其为“元代皇族或上层贵族为祭奠其显赫祖先而建立的祭祀场所”（14），是“元代蒙古上层显贵的一处宗庙群落”（15），“汉白玉石雕人像则为其祖先或逝去者的形象，或属于皇族，或属于贵戚”（16）。但其究属元代何种人的祭祀性建筑，尚因缺乏有确切的纪年名款与共存物而未曾彻底明确。为求甚解，近年来，通过对这类建筑基址及石雕人像的进一步考察，并结合元代文献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认为，由椭圆形石筑围墙、方形祭台、汉白玉石雕人像及附属性建筑组成的羊群庙祭祀遗址，可能与元代权臣燕铁木儿的家族祭祀地有关。
元文宗时，扈从诗人许有壬有《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的诗作一首。诗曰：
“石琢元臣贵至坚，元臣何在石依然，巨杯注口衣从湿，肥脔涂身色愈鲜。范蠡铸金功岂并，平原为绣世谁传，台前轩马踏歌起，未信英姿在九泉。”（17）
这首诗题下作者自注曰：“像琢白石，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日旭泥白。负重台架小室贮之，祭以酒湩，注彻，则以肥脔周身涂之。从祖俗也”（18）。这是许有壬记载元权臣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的具体情况。仔细分析所记内容，基本上与羊群庙祭祀遗址发掘的情况相吻合。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看地理方位。按许有壬所记，先太师石像“在滦都西北七十里地”。“滦都”指元上都，因处于滦河上源故名。祭祀遗址所在的羊群庙奎树沟地区，正处于元上都故城的西北方，从里程上看，约合35公里左右，近70华里。（19）所以，正蓝旗羊群庙奎树沟发掘出土的汉白玉石雕人像与祭祀建筑基址，从地望上看，与许有壬诗中所记燕铁木儿祭奠其“先太师石像”的方向和里程是大体一致的。
其次看祭祀对象。“像琢白石”无疑指的是汉白玉雕琢的石像，与羊群庙出土的汉白玉雕像相吻合；“负重台”当是背后有阶梯状祭台，与羊群庙祭祀遗址石雕像后夯筑的方形阶梯状祭台的形制相一致；“架小室贮之”，显然又可与石雕像周围的亭阁式建筑相对应。
再次看祭祀习俗。“祭以酒湩，注彻，则以肥脔周身涂之”，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祭祀习俗，可溯源至古突厥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曾载：“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20）。燕铁木儿为钦察人，乃突厥之后裔，自应有此祭俗传统。而考察羊群庙出土石雕像，在其雕琢皱褶之处，亦发现有深褐色垢物，且分布范围较广，这当是“以肥脔周身涂之”后的遗存物。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正蓝旗羊群庙奎树沟发掘的四处建筑基址，应当是元末权臣燕铁木儿家族的宗庙祭祀建筑遗存，其建筑基址中出土的几座大型汉白玉雕像，即是许有壬诗中记载的“先太师石像”，其中应当包括了燕铁木儿的几代祖先，甚至燕铁木儿本人的祭祀雕像。
关于燕铁木儿家族的宗庙建筑，还有两件历史事件与其有直接关系。一是礼部尚书马祖常奉诏为燕铁木儿“制文立石”之事，二是元文宗“诏建燕铁木儿生祠”之事。
天历二年（1329年），燕铁木儿奉玉玺北迎明宗南下，于旺忽察都之地毒死明宗后，在上都扶持文宗复位。元文宗“以燕铁木儿有大功劳于王室，封其曾祖父班都察漂阳王，曾祖妣玉龙彻漂阳夫人；祖父土土哈升王，祖妣太塔你升王夫人；父床兀儿扬王，母也先帖你、公主察去儿并为扬王夫人”（21）。“三年二月，文宗欲昭其勋，诏命礼部尚书马祖常制文立石于北郊”（22）。推敲上述史实，元文宗既然册封其三代祖先为王，那么就应当有燕铁木儿的三祖宗庙，而马祖常“制文立石”之地也就自然在其宗庙之内。所以，文中所记立石之“北郊”，当是元上都的北郊，羊群庙发现的祭祀遗址及石雕像，即应当是燕铁木儿家族的宗庙所在地，所立之石亦可以认定为“先太师”之石像。
关于燕铁木儿的生祠情况，《元史•文宗本纪》载：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庚戌，“诏建燕铁木儿生祠于红桥南，树碑以记其勋”。此处所言“红桥”，即是著名的“两都之战”中的红桥战役的“红桥”。在这次战役中，燕铁木儿大败王禅为首的上都军队，由此，红桥战役成为“两都之战”的重要军事转折点。所以，元文宗要在“红桥”为燕铁木儿建立生祠，以彰其功。关于“红桥”的具体方位，根据元文宗“驾幸上都......次红桥，临视燕铁木儿生祠”（23）的记载，亦应当在羊群庙奎树沟的附近。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说明，羊群庙奎树沟一带发掘的4处大型的祭祀建筑基址，应当为燕铁木儿的家族宗庙遗址。根据祭祀遗址规模的差异和石雕像装束的细微差别，说明每座石雕像代表的是某一个特定的人。据《至正集》所载，许有壬陪燕铁木儿祭祀的石像为“先太师石像”，则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
祭祀基址，即应是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据前文所言，虽然目前在羊群庙地区还没有发现明确的元代皇家祭祀遗存，但这里一定范围之内应当是元代皇家祭天、祭祖之地，当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在奎树沟一带发现的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和其它普通的石雕像表明，这一区域也是蒙古上层贵族和其它普通家族进行祭祀的宗庙所在地。那么，燕铁木儿又何以在奎树沟一带建立如此显贵的三代祖先的宗庙和自己生祠的呢？
从羊群庙石雕像的规格与装饰来看，以讲究的汉白玉为原料，雕琢的人物形象端庄大方，身着比肩、云靴，雕饰有龙纹、花卉，完全是一派蒙古皇族的气派。元朝蒙古皇族极为讲究服饰的色泽、质地与装饰图案，原则是“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24），从这个角度考虑，羊群庙石雕像的规格与服饰，带有明显的皇家气度，燕铁木儿家族的身份地位似很难与此比同。但我们如略了解一下燕铁木儿家族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则又似不难理解。燕铁木儿祖父班都察，因率钦察军随世祖征大理国与南宋有功，掌管朝廷宿卫。其子土土哈因骁勇善战，随世祖平海都叛乱有功，亦多次受封，大德元年（1297年）曾“拜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同知枢密院事、钦察军都指挥使”（25），后追封延国公，加封升王。土土哈之子床兀儿，亦因骁勇善战，因袭父职，武宗时，“赐以衣帽、金珠等物甚厚，拜骠骑卫将军、枢密院副使、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太仆少卿”，并“赐以先朝所御大武帐等物，……复封容国公，授以银印，赐尚服衣缎及虎豹之属”（26），仁宗世累封扬王。燕铁木儿即为床兀儿之子，武宗时即被封为同知宣徽院事，泰定帝至和元年（1328年）任同俭枢密院事，掌宿卫。同年八月，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武宗次子图帖木儿即位，是为文宗。随后，他平上都梁王王禅、左丞相倒剌沙之乱，毒死明宗，扶文宗复位，成为文宗朝声威赫赫的权臣。元文宗曾诏谕群臣曰“凡今臣僚，唯丞相燕铁木儿、大夫伯颜许兼三职属事，余者并以减省”，并授燕铁木儿“开封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燕铁木儿一时权倾朝野，其子唐其势曾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27）。由此可见燕氏家族势力之一斑。而考察其宗庙与生祠建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造的。由此说，羊群庙石雕像的雕琢规模与所饰龙纹比肩、牡丹花卉，与燕铁木儿家族当时所处的身份、地位也同样是相符的。
羊群庙石雕像祭祀遗址，其性质是属于整个蒙古民族“偶像崇拜”的一个方面。由此而论，蒙古草原其它地区发现的同时代相类似的石雕像，亦当属于不同的蒙古家族，只是规格、级别不同而已。虽然燕铁木儿属于突厥人的后裔，但其终究是元王朝的权臣，是属于极端蒙古化了的钦察人。那么，接受在蒙古高原上有着很深文化渊源的，且尚属于本民族所固有的“偶像崇拜”习俗，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注 释
（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蓝旗文物管理所：《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A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60年2期；B李征：《阿勒泰地区石人墓调查简记》，《文物》1962年7、8合期；C丁学芸：《阿巴嘎旗巴彦图嘎石人 、石堆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A Л•Л•维克多罗娃：《蒙古石人研究》，《第五次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苏联代表团论文集》第一集，莫斯科，1987年；B巴雅尔：《东蒙古石人研究》，《蒙古的古代文化》，新西伯利亚，1985年。
（4）魏坚、陈永志：《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5）A项春松、王建国：《内蒙古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1期；B刘保爱、张德文：《陕西宝鸡元墓》，《文物》1992年2期；C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4期；D：辽宁省博物馆、凌源县文化馆：《凌源富家屯元墓》，《文物》1985年6期。
（6）魏坚、陈永志：《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7）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四部丛刊》本。
（8）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近光集》卷三。
（9）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雁门集》卷六。
（10）乌恩：《论蒙古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3年1期。
（11）《隋书•突厥传》。
（1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1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蒙古高原相继发现了古代突厥如尼文碑铭，其内容为颂扬功绩类，可与我国古代史书之突厥本传所记“杀人立石”相映证，由是在学界形成了古代突厥人“石刻文化”之说。
（1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及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5）魏坚、陈永志：《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6）魏坚、陈永志：《正蓝旗羊群庙石雕像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7）许有壬：《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至正集》卷一六。
（18）许有壬：《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至正集》卷一六。
（19）按元代里程与现代里程基本相近。
（20）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
（21）《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22）《元史》卷二五，《文宗本纪》。
（23）《元史》卷二五，《文宗本纪》。
（24）《元史》卷七八，《舆服志》。
（25）《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26）《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27）《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