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王陵位于风景优美的虎山脚下，气势恢弘，高5.66米的龙纹大理石“圣旨”碑，记述了大清朝著名的“铁帽子王”僧格林沁一生叱咤风云的功与过……
    僧格林沁（1811—1865年），蒙古族，孛尔只斤氏，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哈布图哈撒尔的第二十六代孙，是属于黄金家族的一个分支。僧格林沁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既复杂又极为重要的人物，这位科尔沁亲王曾参与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时期的朝政，地位尊荣，备受重用，被清廷倚为“长城”，人称“铁帽子王”、“僧王”。

    僧格林沁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少时因家境贫寒，读书很少，曾跟随父亲毕启到舅父家放羊。后来，僧格林沁的族叔孛特纳木多布斋（扎萨克多罗郡王）因膝下无儿，便选了仪表非凡的僧格林沁为嗣子，承袭科尔沁扎萨克多罗郡王爵，并且由于僧格林沁的养母（孛特纳木多布斋之妻）是清道光帝的姐姐，他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皇亲国戚，他的穷困命运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仕途更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先后担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都统等职。
    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京城安全受到威胁。1841年，僧格林沁奉命巡视前方沿海防务，对发现的诸多问题及时上奏得到解决。1840年10月，僧格林沁出任正黄旗满洲都统，在政治上初露锋芒。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僧格林沁因镇压密云县农民起义受到朝廷的恩赐。不久，道光帝卒，咸丰帝即位，僧格林沁为顾命十大臣之一，地位愈加显赫。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僧格林沁奉命与左都御使花沙纳一起专办京师各旗营防守事宜。同年十月，太平军进逼保定，僧格林沁被命为参赞大臣，同大将军、惠亲王绵愉率兵进行堵截，岂料，太平军避实就虚，迂回作战，又转攻静海、独流等地。僧格林沁奉命同胜保率重兵布防于天津外围，同太平军相持达六个月之久。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太平军的主要据点被攻占，主要将领也多被擒杀，清军大获全胜，僧格林沁也因功获封“博多勒噶台亲王”、崇文门监督，从此更被朝野上下视为中坚之臣。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侵略者进逼北京，清廷命僧格林沁抵津专办临战防务事宜。1859年6月，英法联军闯入我国拦江沙，此时已获得临战指挥主动权的僧格林沁在多次警告、克制均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反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敌军伤亡大半，锐气顿消。第二次大沽之战的取胜是清朝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与僧格林沁布置周密，调度有方是分不开的。
    1860年8月，英法联军二百余艘舰船在北塘登陆，不久，新河和军粮城、唐儿沽相继失守，侵略军水陆夹击大沽炮台，此时僧格林沁抱着与大沽炮台共存亡的决心，指挥了第三次大沽之战，最大限度地阻碍了敌寇的前进。然而清朝廷对僧格林沁的死志却非常担忧，多次下谕“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求保全这位朝廷的栋梁之臣，于是在8月21日北炮台失守之后，僧格林沁便在恒福的严厉劝阻和催促之下（之前恒福便已接到设法保全僧格林沁的谕旨），不得不率余部撤退。在天津、张家湾相继失守之后，僧格林沁被免职。9月21日“八里桥之战”过后，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咸丰帝逃往热河避难，僧格林沁也因抵抗无力，被削去王爵。
    僧王陵的龙纹大理石“圣旨”碑1860年（咸丰十年），山东捻军起义活动频繁，清廷恢复了僧格林沁的爵位和一切职位，命其偕瑞麟前往镇压，却不料此次出征却接连受挫，清军多次败北。此时又逢山东境内多处发生反清起义活动，僧格林沁及其部署又四处奔忙予以镇压。同治二年，捻军首领纷纷被擒杀，并且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地，僧格林沁因镇压捻军有功，被清廷赏赐世袭亲王。
    同治三年，僧格林沁部在同新捻军的战斗中又多次遭到惨败。四年，捻军进攻山东，僧格林沁的人马经过数月的追击，疲惫不堪，伤亡惨重，终于在1865年5月18日的曹州（今荷泽）之战中陷入全军覆灭的境地，僧格林沁也在慌不择路的突围中被捻军乱中击毙，斩首于马下。
    这位大清朝想竭力保全的“国之干城”就这样为国殒命，令请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柱石而惋惜。清廷以亲王的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丧仪，同治帝和西太后亲临祭奠，赐谥号“忠”，建“昭忠祠”。其子伯彦讷谟祜承袭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