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祭祀志》所载，至元三年(1266)，已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祖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画太祖御容”，是年太祖成吉思汗的画像，正是由和礼霍孙绘制出来的。和礼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本人，但他在作画时，得到了忽必烈的具体指点。他绘出的太祖、太宗、睿宗画像，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要求，经忽必烈钦定，被陈放于翰林院，由院官春秋祭祀。所以说，这幅画不一定完全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可以说，与本人真实面貌很接近。

       无疑，有资格绘制御容的画家都为一时之选。然而面对一朝天子的威慑力量，画家也无法深入观察和体悟对象的形貌和内心世界。明代王绂的《书画传习录》就对此评论道：“写真固难，而写御容则尤难。何者?皇居壮丽，黻座尊严……又复凛天威于咫尺，不敢瞻视。稍纵而为之，上者斯时亦严乞正心，不假频笑，画者之己慑而气己索矣。求其形似己足幸免于庆，何暇更计及神似耶?” 由于它的御用性质，总是力图将统治者的意志、要求与爱好贯彻其中，因此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可见到的帝王画像大都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很少有喜怒溢于言表的生动情态，多数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情状，显得矜持而肃穆。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的体现，这也是由帝王这种阶级身份的特殊性和独有性所决定的。